从“平坟事件”等当前农村墓地建设、规范与治理的各个方面所遇到的许多问题我们不难发现，这些问题许多时候都充斥着传统乡土社会的民间习惯法与现代法之间的博弈与互动。这一问题也直接折射出当代中国农村法治发展中一直纠结的一种路径选择，即我国农村法治现代化进路走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外部建构型”发展之路。

                           苏州公墓,苏州墓园,苏州名流陵园,

    我们常常在法制宣传中所能见到的“送法下乡”便是此种模式的典型写照。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相对于根植在乡村原生社会圈内的“内生进化型”法治现代化，当前的这种法治构建模式注定会使外来法与乡土社会的传统习惯法则之间发生碰撞和冲突叫。单就平坟这一事件来说，在官民的多次反复拉锯之间更深层次反映出的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法的运行逻辑有时是与村民基于宗法、血缘、信仰而本能展现出的行动逻辑之间存在某些隔阂的。回另外，在权利救济过程中，现代法的成本负担的确较高，这使得村民在与行政权力对抗到无可奈何之际，无法从现代法的救济中获得接引，在走投无路之时甚至选择自焚等极端宣示行为。这不得不说是法治的遗憾。基于这些分析，笔者认为，未来在解决类似平坟等农村墓地治理问题时，首先，政府要以农村乡土社会自身的社会运行规则为参照，在制定行为规则时不仅要尽可能使现代法能够贴近农村社会实际，也应当适度承认乡土社会的民间习惯法和某些当地共识。因为现代法不可能完全代替它们，而且在现代法发挥不了应有的效果时，可以借助它们来进行弥补。而借助于这些规则的交融，也能为现代法渐渐渗透进农村社会提供助力，从根本上有助于农村现代化法治进程的最终推广。其次，基层司法改革也需要关注农村社会的现实情况，尽量为民众提供廉价高效的司法服务。再次需要构建农村多元综合治理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以现代成文法体系为统领，以乡土社会的民间习惯法为依托，追求构建方法简便、灵活多样的综合治理平台。在这一平台上，整合民间传统习惯法、乡土区域共识、现代成文法等法律程序，使其优势互补，形成各类方案解决套餐，以便于村民自愿地选择并接受适合其个人特点的实际问题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