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看包含丧、葬、祭的丧葬礼仪不应纳入法律规制的范畴，但却是衡量殡葬改革是否深入的重要指标。丧仪部分能否通过行政指导等间接影响行业中介组织，在资格考试中纳入考察，礼仪的规制直接关系到殡葬改革的目标能否深入与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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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风易俗可追溯到新文化运动后殡葬旧俗的摒除和建国初期掀起的一系列殡葬改革举措，胡适葬母为该时期典型事件，即便丧葬仪式改革的引航者胡适难免在突破中难以全然捣毁传统程式以求“再造”。而古代则讲求“以礼入法”，丧服服制和昭穆葬制暗合了“礼法合一”的传统。唐律对于“准五服制罪”的规定和应用，是服制制度流变的重要拐点。丧礼规定也因宗族关系内血缘亲疏而略有差别，古代父系家族的亲属范围包括高祖以下的男系后裔及其配偶，呈现“高祖一曾祖一祖父一父一己一子一孙一曾孙一玄孙”的亲缘结构，即本宗九族，自高祖之父“天祖”、玄孙之子“来孙”起不在五服之列，不再为之服丧，称“出(五)服”

    殡葬礼仪在革除旧俗过程中从繁文缉节趋于简化的趋势，将传统殡葬礼仪的程式和结总结为糟粕陋习的标签，与我国所倡导的精神文明建设背道而驰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和社会环境剧烈变化的今天，也促成了葬礼流程的简化:第一，传统农耕社会慢节奏的生活己尽，悄悄转变为忙碌充实的现代经济生活，服丧时间不得不越来越被压缩时长;第二，生活方式上由传统的独门独户、互不干涉的居住环境，变成地狭人稠、互为掩藏的楼宇式生活，将传统的熟人社会变为陌生人社会，在自家停灵、治丧难免干涉他人;第三，公共卫生事件和突发自然灾害等不可预测灾难环境下，要求遗体的处理必须尽量缩短或避免举行告别仪式，务必在数天或数小时之内速速火化，以减低对不特定大多数人生命健康安全的威胁。

    殡葬礼仪脱胎于祖灵崇拜与鬼神信仰，沟通了人类社会与超自然界的桥梁，换句话说，如果一味地用科学鉴定的真伪判断，殡葬礼仪其成立之初恐怕无法脱离所谓的“无知”、“落后”、“愚昧”、“原始”、“非理性”的“盖棺定论”，否认其殡葬礼仪的精神价值也全然否定制度化与规范化的殡葬仪式。比如:基督教的临终忏悔，有利于信徒坦然面对死亡，对丧主也有缓解悲伤情绪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