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即有生必有死，这是人类生存的自然法则，不求生于夏花之绚烂，只求死于秋叶之静美。所以，丧葬可谓是人生最终的归宿形式，因此举行丧事，它是让死者有一个归宿，使生者有悼念的一种仪式，它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感情表达，甚至可以这样说，它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早在殷商时期甲骨文时代，“丧”“葬”二字已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渲染独到的色彩。在那时，“丧”字在原意为采桑，是人们后来所言“丧亡”之源头，无论是“失去”“死去”还是“遗体”“怀念先人仪式”，都可用“丧”字表示。而“葬”字则作为象形文字，被后世的人们用于指代掩埋死亡者的尸体。

                               苏州公墓,苏州墓园,苏州名流陵园,

   在历史的潮流下，“丧”、“葬”二字在秦汉时期开始合称，成为了处理逝者遗体、怀念先人的一种习俗与仪式，并在之后的各朝各代不断发展与完善，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仪式体系，为今人所用。从程序上看，“丧葬”可以划分为殡葬礼仪、埋葬礼仪和祭祀服丧礼仪三个部分。以儒家效忠二道为基础，以《周礼》确立其主要形式与内容，并在唐朝得到进一步发展，于法治于礼制中都出现了对于“丧葬”的各类详规，甚至在某些时候颇显严厉。但也正因如此，这对后世关于“丧葬”礼仪的制定和规范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反映着人们对死亡的态度和观念。对于死亡，从古至今、天南海北一直有着各式各样的说法。在西方，人们认为善恶有别，上帝会在人死后决定他升上天堂或坠人地狱。而在古代中国，人们信仰三魂七魄，认为死后会在彼岸花开之处，横渡忘川河，忘却前世、走向彼生。无论如何，如同花有盛开之日，亦有凋零之时。一般的死亡，在古人眼里既是无法超越、无法摆脱的恐惧，也是或许能通向另一世界走向新生的希望。因此在那时，“丧葬”便成为了一种越来越重要的仪式，人们认为被善葬的亡者的魂魄可以更好地走向另一个世界，灵魂能得以安慰。所以“丧葬”既是生者对亡者的纪念，也是一种源自岁月长河的传承。

    在我国，由于地域广阔，各地地理环境的差异，而且民族众多，因而形成了不同的丧葬观念及礼仪。不同的丧葬观念，大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民俗不同，葬法各异。我国古代传统的埋葬形式大多是土葬，土葬必有坟墓。在古墓葬制度中，坟和墓是有区别的。“墓”是指平处，“坟”是指高处。

    原始社会的人类并没有这么多埋葬亡尸的仪式，几乎就是随意的丢弃在野外。但是后来每当看到自己的同类死亡后尸体被野兽和虫蚁噬咬的情形，人们心里便会产生一种不忍心的心理感受，自然而然产生了埋葬死者遗体的念头。因而早期的人类开始有了伦理这种观念，并不断发酵。处于旧石器时代的山顶洞人便在自己居住的山洞深处将死亲人埋葬，并伴随各种陪葬品。等到了新石器时代，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把尸体埋于地下，这样就逐渐形成了最普遍的葬法。在葬室中，除了单人葬之外，还有不少同性多人葬及其一坑中男女老少混葬、母亲和子女合葬等现象。由于同一葬坑中的人不可能都在同时死去，即先分别进行土葬，然后在进行迁移合葬。或者等后者死亡后，把后者埋葬在前者的原始位置进行合葬。到了原始社会末期，土坑葬已遍及黄河长江流域、东南沿海以及东北一带广大地区。与父系氏族的社会形态相适应，开始出现了一男一女、一男二女合葬的现象，这种男女合葬墓多为男子直身仰葬而女子面向男子侧体屈身。另外还有一些墓葬除了成年男女之外，还葬有若干儿童，这就可能是一夫一妻及其夭折的子女在内的单个家庭。此时仍严格遵守在本氏族公共墓地下葬的传统习俗，氏族公共墓地距离生者居住区稍远，墓葬井然有序，尸骨头向一致，墓坑四壁平直，有的已经有了梯形或长方形的墓道。据《周易·系辞下》记载，那时的墓葬“不封不树”，即便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秦穆公这样的帝王，虽然墓穴规模巨大但仍然“无丘垄之处”。即使社会发展到夏、商、西周和春秋前期，也仍是如此。

    而真正意义上的既坟又墓的埋葬形式是出现在春秋时期。据说孔子幼年丧父，不知其父葬在何处，后经多方访寻，才终于在当时的“坊”地找到了父亲的墓地，并将母亲的遗骨从远方迁来与父亲合葬。对此孔子不经感叹道:“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也。”孔子是一个四方奔走之人，为了便于今后上墓祭祀，于是在他父母的墓地上做了一个标志，“于是封之，崇四尺”。这样开始有了四尺高的坟头，就是一直存在到现代的土丘坟。随着孔丘的逝世，丧葬的坟堆开始慢慢流行起来，很快“不封不树”便转变为成了“又封又树”。可见，从远古的墓葬制度发展过程看，墓葬制度经历了由不葬到葬，这样就形成一种转变，即从“墓而不坟，不封不树”到葬地起坟堆，“又树又封”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