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所说的“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之礼，皆以华夏族群的生死观为本。而包括墓葬及依托墓葬的各种礼，具有十分重大的文化与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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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墓地是践行祖先崇拜之礼的重要场所，可以安顿人心，养成国民的“敬”心。                    

    至少从宋代以来，墓地在祖先崇拜体系中的地位，比起古代大幅度提高，而成为至关重要的祖先崇拜场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在广大中西部地区，祠堂在遭遇20世纪中期的大毁坏之后没有恢复，墓祭就成为最为重要的祖先祭祀之所。

    不管是庙祭，还是墓祭，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社会功能，也即《论语·学而篇》所记: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对逝者“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敦厚民心，改善风俗。其中的关键在于，礼葬、礼祭可养成民众之“敬”心。中国人并不从哲学上追究神灵是否真实存在，如“心诚则灵”这样的俗语所表明的，重要的是祭祀者敬之心态，“祭如在，祭神如身在”的根本也在于生者之敬。由此敬，而与神灵交接。祭神之敬是最高程度的敬，也是敬的大本大源。每年定时间重复这样的礼仪，民众的精神就定期收到净化、提升，长此以往，则养成敬心。而圣贤早就指出，敬是一切德行的基底。没有敬，人心放逸，身体放纵，则不可能有任何德行。

    第二，墓葬之礼守护、维系着中国价值。

      《孟子·月泰文公上篇》记载，孟子以人类学的思考方式解释墓葬之礼的起源。在孟子看来，盛之以棺，埋之于土，本来就是子女仁心发动之结果。四时祭祀也体现了“事死者如事生”之仁心。孔子认为，“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乃是孝敬父母的重要形态，而“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而礼制所要求的葬就是全尸、盛棺、葬于土中，并封坟植树。如此，孝子才能心安。由此，孝子对仁有深刻的自觉，仁心成长，进而有仁义礼智廉耻等德行，尽管其程度不等。这样的美德乃是人们合作互助、社会维持秩序的关键。

    也就是说，圣贤以坟墓为中国价值的教化之具。古代如此，在庙制不复存在的今世，更是如此。没有坟墓，如果再没有宗祠，民众就失去了最为重要的教化之所，仁义礼智、忠孝廉耻等中国核心价值的根基也就遭到动摇。

    第三，墓葬之制解决了华夏族群对于死亡的焦虑。

    死亡的焦虑，生与死的关系，是任何一个文明社会所必需解决的头等重要的问题，宗教就是部分地为因应此一焦虑而生。如果不能有效地回应死的焦虑，生就没有意义，人就会放纵自己，秩序就会解体。所以， 《礼运篇》论礼制之运转，以前面所引“夫礼之初”那一段开始。圣贤指出，最早、也最为重要的礼就是死之礼，也即孔子所说的“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华夏族群始终有这样的信仰:人生而合神、形，死后神、形分离，神气上升，可与先人之神气相见，并和乐融融。同样，子孙后代也会常来祭奠自己，与自己相见。而人的神气当有所归依，坟墓就是归依之处。合族而葬，则族人神气也聚于一处，如同生时合族而居。没有坟墓，神气就成为孤魂游鬼。所以，自古以来，代有克服万难、收骨归葬之义举。

    凡此种种构成了华夏族群的祖先崇拜信仰，它有效解决了华夏人的生死焦虑问题，并赋予世间短暂生命以永恒意义。可以说，祖先崇拜信仰是华夏族群最古老、最朴素、最广泛、最深厚、也最强大的信仰。

    正是基于这种信仰，人们可以看到一种相当有意义的文化现象:在农村，许多老年人甚至是中年人早早准备好自己的棺材。老人们怀着宗教般的热忱或谈论或亲手制作自己的棺材。在这里，对于死亡，人们没有一点恐俱。人们相信，自己死后神气仍与家人在一起，前可见到先人，后可得到子孙的照顾。如此，又有何恐俱?因为他们没有死的恐俱，他们的生是平静而自律的。相反，在城市，尤其是在接受过教育的人群中，祖先信仰弱化，其对死亡的焦虑、恐俱就比较严重。而导致这种信仰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殡葬改革，及其背后的物质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