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而言，个人私益和社会公益进行博弈最直观的表现便是国家为确保社会公益的实现，而在城乡地区进行一体化墓葬改革，继而在城市地区推行经营性墓地使用，在乡村地区推行公益性墓地使用。城乡墓葬改革过程，其实质就是一场国家公益与个人私益博弈的过程。据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履行的职责，而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核心是尊重和保障我们做人的尊严，其中人尊严的核心即是个人自治与自决，即市民对自己生活的自决权。基于此，国家必须尊重和保障每个人在自由意识下做出的决定，这当然包括自己对身后事的安排和决定，如自主对修墓和用墓问题进行决定，且这种决定应受国家尊重和保障。但现实并非如此，由于传统市民社会用墓出现了乱埋乱葬、浪费土地等阻碍社会发展的情形，国家为保障社会的长远发展，维护社会公益，便在建国后，颁布《殡葬管理条例》来对城乡居民的用墓自由进行干涉和限制，至此，我国便拉开了国家干涉市民用墓自由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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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国家介入市民社会并对市民用墓进行规范及限制并不是毫无依据的，墓地作为对土地的一种特殊利用形式，它不仅是逝者的物理居所，它还是逝者后辈的精神居所，是逝者与其在世亲属的情感联系纽带，它关涉到在世者对自己身后事的预见，对当下生活有一定影响，因而，从理论上讲，市民社会中与墓地有关的所有事务都是关涉市民社会的公共事务，是一项社会公益问题，由此，国家便可以此为由对其进行管制。

    在墓地问题上，它既涉及个人私益，又涉及社会公益，那么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作为协调两种利益矛盾的国家，又是如何协调的呢?从现实来看，国家显然没摆脱自己所代表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属性，其协调方式仍是采用以牺牲个人私益来实现社会公益，也正是国家的此种做法，便使得在墓地问题上，出现了官民不同利益冲突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