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徐吉军致力于丧葬文化的宏观研究，先后编写《中国丧葬礼俗》《中国丧葬史》，对民国时期的丧葬礼俗做了初步阐述，指出其“新旧并用”“厚葬炽盛”的特点，但书中对近代公墓的描述却着墨不多。

                  苏州公墓,苏州墓园,苏州名流陵园,西山名流陵园

    不久，严昌洪基于大量的地方民俗志与国民政府的社会调查，细致梳理了民国丧葬礼俗迷信色彩淡化、繁褥仪式简化、西俗东渐强化的新趋势。其中一节以湖北武汉为例，描述公墓的设立情况，强调“取缔有碍观瞻、污染环境、且充斥风水迷信的屠棺停框，取缔占用农田、破坏土地资源的坟墓，铲除城内外的乱葬岗，建立环境幽静、文明卫生、整齐划一、便于管理的公共墓园，这一切，从人们易于接受的方面为丧葬礼俗的进一步变革奠定了基础”，对近代公墓的进步意义总结得十分透彻，激发了笔者探索城市公墓的浓厚兴趣。

    而以研究陋俗见长的梁景和，则将目光投向近代丧葬礼俗的虚伪、靡费与迷信。在“土葬与风水”一节，他指出笃信“入土为安”的传统墓葬，常带来风水争夺、浪费耕地、破坏风景、妨害卫生的弊端，因而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针硬时弊的文章中，提倡节葬、禁止棺葬、推行火葬的呼声不绝于缕。笔者认为，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被批评的对象是否会心甘情愿地接受启蒙的规训，逐步接纳公共墓地、殡仪馆、火葬场这些新事物，也是未来函待解决的重要议题。

    之后，以“民国丧葬礼俗变迁”为主题的论文大致可分为三类:

    其一，关注社会转型中官方对丧葬礼俗的改革及其影响。令笔者获益颇多的是朱时宇的论文，他根据社会阶层、思想信仰、丧葬范式的不同，将传统丧葬分为“儒家礼教型”(形式繁琐、强调品级区分、有法律保障)与“世俗型”(宗教色彩浓厚、随意性强、无制度法律约束)，从传统丧葬的二元结构来考虑它在现代化时的变异。而与近代公墓相关的，则有谢世诚、伍野春、华国梁的《民国时期公墓制的创建与演变》，该文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稀见文献，首次勾稽出官办公墓的发展脉络，对内政部《公墓条例》1928、行政院《公墓暂行条例》1936)的评析尤其详细，为笔者的进一步深挖提供了丰富的线索。

    其二、关注西方物质文明、思想观念对丧葬礼俗的冲击及其变化。如陈蕴茜、吴敏的《殖民主义文化霸权与近代中国风俗变迁一一以近代上海公墓为中心的考察》，考察近代上海西式公墓的兴起和发展，西方习俗对中国葬俗及墓地的影响，以及华人改革传统墓制，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公墓的历史进程，从一个侧面揭示殖民主义文化霸权对中国社会风俗、价值观念的改变。而李灿的《“绝不归骨故山”:近代上海关于火葬的争论及实施(1895-1949)》一方面以静安寺公墓建立的前因后果为基础，考察西方现代火葬在近代中国落地生根背后复杂的西方医学、宗教知识背景，另一方面以伍连德的火葬实践出发，探究近代中国本土社会推进火葬的历史进程以及火葬在烈性流行病处置时的情况。

    其三，关注局部地区丧葬礼俗的近代转型。这些论文多为整体性论述，单独以近代公墓为题的，是黄嘉福的《民国陕西公墓建设述论(1936-1946—以档案和报刊资料为考察中心》。该文运用陕西省档案馆与《西京日报》《西北文化日报》等极具地方性的档案、报刊史料，关注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公墓建设，让我们看到在财政入不敷出的条件下，地方政府是如何动员民众将祖先骸骨迁葬公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