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死如事生

                                                苏州墓园,苏州名流陵园,

      “事死如生”、“慎终追远”是中国殡葬文化之传统。乐生恶死是人之天性也是本能。墨子说“天欲其生而恶其死。”孟子《告子上》说“生亦我所欲”、“死亦我所恶”。荀子进一步指出“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死不只是人通常所厌恶的东西，而且是人极端厌恶、极端惧怕的东西。进而古人宁愿认为生是短暂的，而死才是永恒，调动他们可能驱使的力量去为自己建立永恒的世界。

    中国古代陵墓对生死同境的追求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例如在云南省诺族人农村公社的公共墓地上，棺木被抬到墓地上挖坑深埋，不留坟丘，墓表搭起一所小竹房，内设竹桌，以供奉食物，死者亲属一般每天要到墓地竹房内献食三次。大多数村寨有献数日至一、二年的习惯。殷商战国时期的墓上建筑，属于“寝”的性质，在“寝”中布置饮食生活用具，像活着一样供奉。将墓主的生活按当时的社会等级地位象征性或者模拟性地搬到地下及莹域，让死去的人和生前一样“生活”，这种殡葬原则根深蒂固于古人的思想中，如同住宅的制式一样，在“礼制”的内容中规定下来。

      《左传·哀公十五年》曰:“事死如事生，礼也。”孔子《论语学而》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所谓慎终者，丧尽其哀;追远者，祭尽其敬，使逝者得到有尊严的谢幕，丧亲者能对逝者和社会有一个合乎礼数的交代，从而在精神上得以安慰，心灵上的重负得以解脱。范哗《后汉书·光武帝纪第一》曰:“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僧，贫者单财，法令不能禁，礼仪不能止，仓卒乃知其咎。”贵族

和大官僚的墓，规模宏大，墓室在布局上模仿他们的府第，同时附有大量的随葬品。东汉贵族官僚的砖室墓墓壁往往施彩色壁画，展示墓主人的身份、经历、生活和财富等。墓前按等级置列石碑、享堂、石兽、石人、石柱、石阀。而封建帝王建筑陵园，要按活着的帝王所住宫廷规格来设计，代表着当时建筑技术和各种艺术的最高水平。

  《吕氏春秋·安死篇》曰:“世之为丘垅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网庭，如宫室，造宾阵也，若都邑。”

  阴宅效阳宅

  阴宅效阳宅是中国古代陵墓的总体设计思想

    汉因秦制，陵园规模和形制一如宫殿，东汉蔡岂《独断》说:“古者以为人君之居，前有朝，后有寝，终则前制‘庙’以象朝，后制‘寝’以象寝。‘庙’以藏主(按指神主)，列昭穆(按左昭右穆的次序排列);‘寝有衣冠、几仗、象生(指日常生活用具)之具，总谓之宫。”另外以陵为中心建“陵邑”，西汉时期每当皇帝驾崩，就移天下富豪来守陵，在陵旁建立起一个为守陵的人居住的邑。据说，汉武帝茂陵的人口比长安还要多。

    魏晋避免盗墓实行薄葬，至东晋及南北朝时期厚葬之风逐渐恢复，同时佛教盛行，兴建了大量寺院、佛塔和石窟，在陵园中也随之兴建佛寺。至唐代，陵园规模巨大，在陵前建上宫用于上陵朝拜献祭之礼，在距陵十里之地设下宫(寝宫)，宫中设有殿堂用于日常供奉，并不举行隆重祭礼。沈睿文在《唐昭陵陪葬墓地布局研究》中认为:

“阴宅仿效阳宅是唐陵的总体设计思想。昭陵陪葬墓地是仿效唐长安城的宫城和皇城两部分。但仿效官署的位置与实际正好相反，这也许是一个阴宅，一个是阳宅的缘故。”

   唐代不再像汉代那样建邑守陵，而将功臣们集中葬在一起，使功臣们生前死后都得常伴君王。《唐会要》卷二十一《陪陵名位》条记载:“旧制:凡功臣密戚，请陪陵葬者听之，以文武分为左右而列。若父祖陪陵，子孙从葬者。亦如之。

    日本学者来村加多史在《唐陵选地考》谈到唐昭陵:“站在九峻山顶向南俯瞰，右下方的寝宫遗址、南方下部的献殿及南门遗址、左下方的公主、殡妃墓群均可收入眼底。再向远方眺望，越过眼前的山峰，横贯潜河的广阔平原展现在面前。透过从南向西的山峰间隙还可以看到分布在平原上的大量陪葬墓。若从陵顶观察平原上陪葬墓的分布状况，可以发现一个现象，陪葬墓集中在可视领域内，而不可视领域内则很少有陪葬墓。这很可能说明陪葬墓在择地时，有意选择在可以直接仰视主陵的地方。

  相印于中国递进式院落空间的发展

    中国古代陵墓规划在院落的组织和中轴的强化两方面不断发展，呈现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规律，并突出表现在陵群群体与风景艺术的有机结合，使整体环境景观形成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首先，对称的布局自然产生强烈的中轴。汉代帝陵内城方形，四出陵门，正对陵墓内羡道形成四条神道，两侧对置石像生。先秦以儒家为代表的“法先王”的政治观主张效法古代圣明君王的言行和制度，这种对称、整齐、规则的布局方式较能体现“礼制”的精神，被后世所发展和强化。

    唐陵在继承汉制的基础上从自然地形及人工建筑两方面考虑平面组织形式。唐乾陵由梁山主峰和低于主峰的双乳峰构成至尊稳固的三角形山势构架，再以二者之间依势而上逐级抬高地势。不同于秦汉帝陵将寝殿布置在陵墓旁侧，唐乾陵将献殿建于南神门朱雀门内，正对主峰，加强了主体建筑的空间感。乾陵利用双峰对峙为网，中间为神道，两侧对置蔚为壮观的石像生群，经由乳台网、鹊台网及南神门网台形成一条强烈的中轴线，这条轴线延伸至梁山主峰，人工和自然环境完美无间的配合，达到了力与美的统一。

    明清帝陵吸取唐陵善于利用地形和运用前导空间来陪衬主体建筑的手法，在连同山川形势作规划布局和陵园本身又自成整体两方面取得新的发展。明太祖孝陵一改神道强烈的轴线性质，整条神道的长度并不是立刻显现的:跨过孝陵南墙的大金门，正对神功圣德碑碑亭，转而向西北，越过山涧溪流，神道两侧对立石像生12对，经由石望柱神道再转向北，两旁置4对石人，绕过东面的小山峰，到达权星门，再向东北

方向，至御河桥，由此神道转正为南北，直通孝陵陵寝。陵寝围墙方形，南开文武坊，向北依次为孝陵门、孝陵殿、两侧配殿，北开内红门，后为御河桥、方城明及宝顶、宝城。明孝陵在轴线处理上做曲与直的节奏上的对比，神道融入山林，随地婉转，石刻碑柱布置疏密得当，反而增强了深远感和复杂感，为之后明清帝陵神道布局所借鉴(图3. 9)0

    第二，陵园的陵体和主体建筑被一条纵深的路线串联，形成递进关系的院落。这些院落在建筑空间序列的展开上，与山川形胜进行景物天成的有序映衬，最终达到崇敬肃穆之感。

    明代建筑群的布置更为成熟。孝陵以后，明代帝陵的建筑格局进一步围绕“院”

展开。以墙垣划分递进的院落，陵园突出表现宝顶宝城和棱恩殿，并以宝城作为重中

之重。

    清代帝陵基本继承明制，但在布局构图的均衡感、协调感上更胜一筹。清陵平面构图不同于明陵，明代宝城是陵园构图的重心，占据着近乎一半的比例，明楼、棱恩殿、棱恩门之间距离较近，且遍植松柏，使明陵成为长方形直连圆形或椭圆形的绿岛  (图3. 10)。而清陵更注重结构的协调性，缩小宝城占总体构图的比例，将轴线延展拉长，陵寝效仿故宫极端严肃的格局方式，建筑组群严格对称布置，由一条纵深的轴线贯穿一系列形制各异、多姿多彩的层层门坊殿宇和庭院空间，序列层次的高潮此起彼伏、渐进有序，形成气势宏伟的陵寝建筑群。

    第三，将单体陵园组建成规模强大的陵墓组群。

    明清两代的陵群整体布局思想和北京城市设计的构图相类似，建筑体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依尊卑秩序，分为帝陵、后陵和妃园寝制度，各配置不同等级、规模、数量以及不同形制的建筑物，按着严整的空间序列，以明确的轴线组织既相独立、又呈现隶属关系的建筑组群，显示出明清王朝宗法礼制的森严。但“陵制当与山水相称，难概同”是最为重要的，也是明嘉靖朝工部尚书向世宗朱厚熄强调的明代帝陵经营的基本原则。在这方面，乾隆七年《相度胜水峪万年吉地》亦载“遵照典礼之规制，配合山川之胜势”，所有建筑配置“酌量地势修理”的具体规划情节。

    如明十三陵，其山水形势西北东三面群山若封似闭，中间明堂开阔，南面连接华北大平原，西北各口山水相汇出东山口奔流而下。总体布局以长陵为首陵，其背依天寿山，居高临下，轴线北对天寿山主峰，南面龙山、虎山分列左右，如天然门户。其它诸陵均以长陵为中心的环抱之势，随山势向东南、西南布置，背山面水，左右各有护山，自成垣局。长陵神道为十三陵共用神道，贯穿整个陵区，起到明显的中轴支配作用。神道后段分成若干支线，通往其他各陵(图3. 12)。美国城市规划学家爱德蒙·培根(Edmund N. Bacon)高度评价明十三陵的艺术成就:“建筑上最宏伟的关乎‘动

  (movement)’的例子就是北京北部明代皇帝的陵墓。在林中穿越的长长的通道(神道)，以有节奏的距离的拱门、石像和石兽等石刻表现出来，它们面对着通道而排列。顶点(climax)就是位于山脉中心的一座脊棱(groin-vaulted)屋顶的门楼，在山脚下有十三座大殿，后面就是十三座皇帝的陵墓。它们的气势是多么壮丽，整个山谷之内的体积都利用来作为纪念己死去的君工。

    清东陵“前有金星山，后有分水岭，左有贴鱼关、马兰峪，右有宽佃峪、黄花山诸胜，回环朝拜，为众星之拱向:左右诸水，分流夹绕，外堂合襟，并汇于龙虎一峪，渤海朝宗，势雄脉远。”按“返顾有情”，“前后照应”等风水理论原则，顺治帝孝陵北朝昌瑞山主峰，南对金星山为朝山，并以此山为轴构筑整个陵群的中轴线，由神道一气贯连。昭西陵(孝庄文皇后)、景陵、裕陵、惠陵也以金星山为朝山，从而同孝陵构成了向心幅集之势。定陵偏西，考虑到陵前对景山在整体效果上的均衡感，故向西偏离了金星山，而以天台山为朝山，正对山顶两峰之间(图3. 13)0

    清西陵“山势自太行来，巍峨耸拔、脉秀力丰，峻岭崇岗，远拱于外，灵岩翠帕，环卫其间。”雍正帝泰陵大红门以元宝山为朝山，元宝山东西两翼有东、西华盖山耸峙为陵前气势雄伟的天然屏障对景。大红门两翼，东有九龙山，西有九凤山，两山据势成阂。南易水在此山口分岔又南北汇流，形成近方形的自然地块，因藉于这天然水势，大红门前筑五孔白石拱桥，后修石平桥，并于门前构筑东、西、南三座五间石牌坊，既与自然地形相呼应，又增强了陵区入口的恢弘之感。大红门以北700米有蜘蛛山横卧为案山，其间两跨南易河北段的石平桥及北易河的七孔大石拱桥将这一地段分割为南100米、中250米和北200米的纵向段落。中段建立圣德神功碑亭，四隅竖立华表。若按惯例，本应在北段建龙凤门并供列石像生作为依仗，但北200米段逼近蜘蛛山，使得空间短小局促且割断了重要仪门和陵区的联系。因此，与明太祖孝陵神道同出一辙，泰陵将神道延展直抵蜘蛛山南，随即东旋，绕山在展曲为直，将龙凤门置于蜘蛛山北神道转折点稍北，进而再有条不紊，将陵寝后部建筑序列一气呵成、逐一展开。泰陵以后，泰东陵、昌陵、慕陵、慕东陵、崇陵、崇陵妃园寝等陵寝神道均由泰陵神道分出，并随山势地形婉转延展，以“工不曰人而曰天，务全其自然之势，期无违于环护之妙耳”为宗旨，形成得体于山水空间格局的凝重端庄的陵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