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考古发现的墓葬来看，不同地区之间虽处在同一时期内，在同一个政权统治下，在地域传统文化、丧葬习俗等方面有很大的区别。通过与其他地区宋墓的比较以及装饰图案的分析研究，可看出甘宁地区宋墓作为宋代边境地区的墓葬，在丧葬习俗上既受到中原核心区域的影响，又保持了本地区传统的丧葬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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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宁地区宋墓中棺木虽多腐朽，但残留有棺木痕和棺钉，仍可看出本地区在棺的选择上一直延续传统的木棺。火葬发初于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阶段，但也是少数地区所见。进入历史时期，这种中国传统土葬相悖的火葬，多为少数民族所用。两宋时期火葬却较为流行，且官方屡禁不止，尤其在南方及西南地区有很多的火葬墓，在中原地区也曾发现有少量的火葬墓。在本地区的宋墓中却未发现有火葬墓，仍然是传统的土葬，与中原地区保持一致的主流葬法。合葬墓在中国出现的较早，有同性、异性合葬，但夫妇合葬见于考古发现的应是在商代时期。唐宋时期出现较多的家族式墓地，合葬更为普遍，甚至在同一墓室内合葬有多人。本地区宋墓中有一定数量的合葬墓，为夫妇同穴合葬或是并列墓室合葬。

    在本地区的宋墓中可见到佛教、道教对丧葬习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墓室内的装饰和随葬品的使用上。在随葬品方面，祁家庄宋墓、陇西宋墓、镇原宋墓中随葬有塔式罐，造型与唐代墓中的塔式罐一致。尤其是在镇原宋墓中出土的塔式罐，莲花底座，底座之上跪着三个力士，头顶莲花钵，钵上放置一灰陶罐，罐盖顶为塔刹状。陇西县宋墓中出土两件塔式罐，在罐中盛装有糜子、荞麦、谷子等粮食作物。塔式罐作为唐代新出现的明器，盛行于唐代中期阶段，晚期基本不再流行。其具体的用途和象征意义，现在也未有统一的认识，因外形与佛塔相似，多认为是和佛教有关系。从其演变流行的时段来看，唐武宗灭佛运动之后，逐渐在随葬明器中消失，在内蒙等边远地带的晚期唐墓中还有发现。从甘肃地区宋墓中出土的塔式罐来看，塔式罐在当时不只是佛教层面的象征意义，还有作为盛装谷物的作用。使亡者在另一个世界继续有食物可享用，不至于挨饿。另外，道教的买地券在本区宋墓中也被使用，但既有买地券的作用，也有墓志的作用，二者合二为一。起到为生人祈福，宅邸安宁，亡者墓宅稳定，解摘祛祸的作用。

    宁夏径源县径河源公社涝池大队墓和隆德县观堡乡李家嘴村墓这两座墓均为并列双室墓。这种同一土扩内并列两个墓室的墓葬在北方地区宋代墓葬中少见，目前主要见于河南地区。1972年在郊县发现的葬于宣和五年的苏适夫妇合葬墓，该墓在一土扩内修建并列双室墓，结构与隆德县李家嘴墓一致。根据出土的墓志可知，墓主人为苏辙之次子，其祖籍在四川，墓葬形制与四川地区的宋墓相似。类似的墓葬还有河南密县发现的北宋冯京夫妇合葬墓，该墓为一座石砌并列四室墓葬，各墓室之间有通道连接。冯京为北宋时期历经四朝的权臣，为鄂州江夏人(今湖北武昌)，这种并列墓室合葬墓在湖北地区宋墓中多见。由此可见，宁夏地区发现的这并穴墓葬，其墓主人有可能是北宋时期在宁夏地区做官的南方人。在死后依旧使用祖籍所在地的墓葬形制，并未使用当地的墓葬形制。这也说明宋代时期，各地区之间的丧葬差异与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关系密切，各地区的丧葬文化有着自己的特色，即使客死异乡仍以故乡的葬俗下葬。

    综上来看，宋代时期甘宁地区的葬俗仍以传统的土葬为主，墓葬以单室砖室墓为主。随葬品较少，种类单一，且带有随意性，已不见唐墓中具有镇墓辟邪、体现特殊含义的陶俑等随葬品。重视墓室内的装饰，装饰题材包括佛教、道教、儒家三教题材，体现出在丧葬观念上的多元崇拜。在世俗生活类的装饰题材上体现了一定的地域特点，如常见的立马图、牵驼图等。在墓葬的级别来看，未现有品官墓葬，但不排除有官员墓葬的可能，多数墓葬应是当地有一定财力的乡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