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宗教兴盛，西汉末期佛教传入中国，至唐代已臻极盛;五斗米道发展而来的道教在唐代被尊为国教，佛教的死后往生之说，以及道教的长生不老和成道成仙已经深入人心，“佛道二教既斗争，又融合，并与中国传统儒家互相渗透，其触角伸及社会各个角落，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丧葬礼俗的发生与发展始终伴随着人们精神世界中对信仰的追求，民间丧葬仪式和信仰与中国的佛教、道教等正统宗教“始终处于一个能量交换过程之中”，流俗的传播和国家典制中吸取宗教仪式在唐代是很自然的，如在唐朝天子、亲王、公侯卿相及大夫以至庶人的丧葬仪节中请僧道念经超度做法事已非常普遍，在国忌行香、赞功德、攘灾、疾患、临扩祭各种杂事斋文中常需设斋求福，丧仪和葬礼、墓葬空间的布置上也融入了许多宗教文化因素。

                        苏州公墓,苏州墓园,苏州名流陵园,

    唐代前后期的丧葬礼仪制度对宗教有不同的态度，表现在主要针对官员、附之以士民的唐代丧葬礼法。唐朝前期，国家礼典《大唐开元礼》的凶礼礼制与敦煌书仪中行丧葬事宜的祭文多可相合，可谓折衷古“今”之制，且延续古礼原则。

  《开元礼》每一等级的丧葬都分为丧、葬、服丧和改葬四个步骤;《大唐元陵仪注》是唐后期的皇帝丧礼礼典，虽已亡佚，从《通典》等文献引用《仪注》的内容可见，这是一部更多倾向于《开元礼》的礼典。唐代统治阶级的丧葬礼仪制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吸取了许多道教、佛教文化因素，然而唐后期的礼制却有意取缔宗教和民俗的内容，趋向正统的儒家古礼。国家用以指导官僚与民生世界的仍然是儒家礼制原则和精神，从《开元礼》和令来看都是如此。在民间传播的书仪中，常常是儒家礼与佛、道仪式并行，敦煌书仪中除有大量按照儒家丧礼仪式的平文之外，还有混合佛、道的“七日大硷祭”、“追七平”等。

    宗教从民俗转型为礼制，而在广大民间丧葬文化中，葬礼成为宗教文化和活动首当其冲的阵地。在民间思想中，佛、道两种信仰是合二为一的，丧礼的儒家礼制根深蒂固，佛、道的许多与儒家礼制契合的内容被自然而然的接收进来，融合为一体，陈弱水在《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一书中用“外儒内佛”、“外儒内道”来阐释这种丧葬礼仪面貌，丧礼制度中“儒学为体，佛道为用”，也即在唐代整个社会的丧葬礼俗中，以丧服制度为中心的儒家礼制始终是纲，佛、道教仪式和文化因素融入丧礼、葬仪、埋葬行为和祭祀等各个环节中。如儒家礼卒哭和佛教“百日”在唐宋时期即有一个融合过程，“‘百日’北朝之祭即有之，与‘七日斋’等其实都是来自佛教。”“‘卒哭’如果依照古礼，就应当在虞祭之后马上举行;如果按百日，就是屈从宗教民俗而根据不足”，“‘斋七’或‘追七’等作为葬礼仪式大约宫廷民间通行，只不过它们从不曾被作为国家礼制规定而已。”至宋，宗教对丧礼活动的影响已变得合法化和官方化，进一步认可宗教观念和活动在丧葬礼仪中的地位，宋朝时皇家更是将本无关联的卒哭和“百日”混为一谈。再如，与道教关系密切的后土祭也在唐代丧葬活动中有所发展，官方的后土祭最早见于汉武帝祭汾阴后土，是伴随着武帝的神仙祭而开始的，武则天、唐玄宗对此都有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