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大约在西汉末年就已传入我国，东汉末期，墓葬中开始出现与佛教艺术有关的遗物。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在吴国不仅在社会上层人士间，而且还在普通民众中广为散播，佛像在当时长江流域流域的吴国疆域内已多被用作装饰母题，长江流域发现过32例三国至西晋时期出土佛像的墓葬和带有佛像的人工制品。

                           苏州公墓,苏州墓园,苏州名流陵园,

    东晋时期，四川盆地所临的河西地区是佛教东传的枢纽和重要的传布地区，一些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河西僧人也多东向或南下传法布道，此外，高僧两度避地江南，一次是永嘉丧乱之时，由中原南抵荆襄的道安，“分张徒众，命汰下京，临别谓安曰:法师仪轨西北下座，弘教东南，江湖道术此焉相望矣。……乃与弟子暑一暑二等四十余人，沿江东下，……又遣弟子慧远，下荆问疾。”第二次是北魏拓拔熹在北方灭法，原居中原的佛教徒再次避难南迁。佛教至东晋初盛，“入梁以后，信奉无量寿和弥勒已成民间习俗。”宗停在《荆楚岁时记》中记述:“荆楚以四月八日诸寺各设会，香汤浴佛，共作龙华会，以为弥勒下生之征也。”由弥勒龙华会入荆楚民俗一事，可以推知无量寿与弥勒信仰在南方并为流行的空前盛况，自陈至隋逐渐形成中国式佛学。陈平在调查河南中小型石窟时发现“河南石窟的三个分布区域中，……豫西、豫北地区都有一些唐代的造像遗迹，这些造像所反映的崇拜对象和北朝时期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反映出唐代佛教日益走向民间化的过程。”民总而言之，佛教在向中土传播的过程中，在上层和民间两个领域呈现了中国化的历程，对中国民间社会生活造成现实影响的民间佛教信仰亦可称“民俗型佛教”，唐代时期佛教在中国社会广为流传，流行于民间的民俗型佛教影响范围十分广大。民俗型佛教重视信仰神灵和相应的灵验感应，并主要通过造像修行展开信仰活动，墓葬中蕴含的佛教信仰可谓是上层佛教和“民俗型佛教”的共同体现。

    唐五代时我国普遍流行净土信仰。弥陀净土信仰理论基础经文《无量寿经》中描述了阿弥陀佛及西方极乐世界的由来，《观无量寿经》和《阿弥陀经》更加赞颂极乐世界的美妙，宣称信奉并修行阿弥陀佛，即可于死后投生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享受无量无边的福乐。僧人通过讲经说法、俗讲、壁画、雕塑等方式，宣扬灵魂不灭、因果报应和轮回转世等佛教教义，将阿鼻地狱、极乐世界等佛教理念与中国孝亲文化相结合，如以迎合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孝养观念的《佛说父母恩重经》宣扬佛法，缓和儒佛矛盾，深得普通信众所喜。平民百姓经济条件有限，不能如官僚贵族一样生时建寺造像，死后绘制墓葬壁画，普遍聚结为社奉佛、做佛事，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中可见当时民间结社礼佛的风气，他们相信死后可以去往“佛国净土”的极乐世界。

    唐代为佛教的极盛时期，太史文在对中国唐代盂兰盆节的研究过程中，对中世纪中国目连救母变文展开研究，认为“变文以自己的方式折射出源于中国与出自印度的主题诱人的融合，这正是中世纪以降中国宗教的特点。”唐代时期宗教主题与丧葬礼俗的融合正体现了与儒家精神、理念契合融合的宗教发展特点。唐朝皇帝佛道信仰对皇帝凶事有着重要影响，虽然唐代前期避谈“国恤”，丧事中用佛教或者道教仪式其实早已有之。如早在北朝时即已存于世的佛道仪式共行的七七斋，即以七七四十九日为期，每七日必有斋会，届时僧道念经做法事。学者们对于七七斋的来源和发展有过很多论述，大抵认为七七斋是以释为主，三教合一的丧葬礼俗产物。说明唐代佛教的法事与儒家的丧葬礼俗在很多方面已对应地结合到了一起，皇室的很多丧仪都与宗教尊佛含义暗合，这种丧俗在唐代延续并在社会上传播和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