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特别是明中叶以后，社会风气就发生了变化，《陶别驾传》中即记载天启年间的昆明“先是，滇城诸绪绅，在世庙初最盛，然皆伤名节自爱，迩来稍稍变矣，自严太宰、郭方伯而下，仅台省郎数人及他郡邑吏尔，然多奔渴诸当路，往来款结，以为间里荣。即家亡恒产，朵而后篡，而薪且桂也，乃奢靡相沿，丰厨法酝，朝弦暮歌，鲜衣怒马，以悠玩游。童稚绮绩，冠裳蒲博，诙弈滑稽，椰榆相戏。此其浇风下注，不舍波流”侄，社会风气由自持爱节慢慢向着奢靡烂漫变化。进入晚清时，社会崇尚奢靡的风气不变，云南风气亦受到了影响，“盖过去本省风俗敦厚民气古朴，自逊清末叶，滇越铁道开车后，奢侈品逐件输入，地方习尚，遂由俭约一变而为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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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江志稿》记:“元俗敦厚，于‘生事爱敬，死事哀戚’之义，无不注重其居丧也。凡衣裳、棺梓、表墓、封树皆竭力为之，惟展奠款待吊客，多以清茶、槟榔，甚简便也。”任、即使是方志作者所认为的“俗敦厚”的元江，亦是衣裳、棺梓、表墓、封树凡此种种竭力为之，只不过是待平客设宴时较简便而已，更何况是风气日趋奢侈的明清滇中其他地方呢?光绪《昆明县志》载:“丧礼则旧俗尚奢，凡吊客皆宴待，酬赠必丰，以致缺乏而有停丧不举者”，在吊奠仪式上丧家必设宴酬赠，且夸多斗靡，信奉崇佛、道的人家必定会建斋诵经，设酷超荐，花费甚多。之户宣威县，其“点主”礼节繁褥备至，外人垢病“其虚文无补，徒耗财力”，但在宣威人眼中则视为天经地义，他事可省，点主礼文不可省。宣威人“送葬之具，有踊(俑)人、金山、银山、掉钱、手钱、狮、象、鹿、马、肩舆等名目，皆竹帛纸裱。寻常人家，减狮、象、肩舆，马则通常用二，一驼、一骑。”侄、“从前送丧必炫外观争相效尤，如破孝筵酬等所耗不货，是以中人之家往往因之破产。”招原本哀悼死者、安抚生者的肃穆的丧葬礼仪大变，变得喧嚣、烦琐，实实在在地成为了一个家庭的严重负担。但人们或迫于社会压力，或盲目攀比以求炫耀乡里，对此种靡费孜孜不倦，以致缺费而停丧不葬甚至借贷破产亦在所不惜。对此，有方志作者提出了自己的困惑与不满，“甚矣其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