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丧葬仪式都是由行动者在现实空间中组织出来的，行动者通过有序的开展丧葬仪式中的各项仪式活动来展示丧葬仪式的这种逻辑秩序。具体而言，将丧葬仪式置于空间这一视域下，首先，通过在空间中的分类化的实践，丧葬仪式能够一种具有“差别”意义的分类社会秩序表达出来，同时，在丧葬仪式举行的过程中，受到空间分类的影响，能够在仪式中构建一种“差序”秩序。将其与空间分类结合在一起，就能够表达出一种以“分类”为核心思想的社会机构框架。

                              苏州名流园,上海公墓

    根据涂尔干与莫斯的观点，所谓“分类”，实际上就是人们把在社会生活中所遇到的涉及世界事实方面的事物等按照不同的类别或种类进行划分，使之能够被归属于某一群体中，描述其与这一群体之间的包含或排斥关系的类别化的过程。其次，通过这种“差序“的逻辑，人们又可以从在仪式空间中与参加人的亲疏关联等各方面发现，这也就是亲属的分类关系和空间划分二者关联得非常密切。由此，埃文斯一普里查德理论便得出了重要的结论一一亲属制度就决定了空间分布，换句话说，在仪式上参加人的空间分布情况能够反映出彼此之间的亲属关系的远近程度。具体而言，在丧葬仪式中，人们往往会按照人情、亲属、利益等关系来划分空间区域，导致空间呈现出“差序”的逻辑结构。具体到本文的研究对象一一富宁地区的蓝靛瑶，在其丧葬仪式中，吊唁活动需要在逝者本家的堂屋内完成，而这个堂屋中不仅有行动者，还有陈列的各种祭品、唱经的声音、哭泣的声音等等，可以说，在这个空间之内，存在着多种表达精神的表达，这对于存在于其中的个体而言，会不自觉的感受到一种压力的约制，通过这种压力的效应，能够在丧葬仪式中构建具有特色的社会秩序。因此，按照行动者、祭品以及灵力，可以将丧葬仪式的空间划分为三个，主要包括:

    第一个，秩序空间。所谓秩序空间，就是强调仪式中需要按照规定而进行的程序或被某些禁忌规则圈定的空间。从整个吊唁仪式来看，行动者在踏入堂屋的那一刻开始，就需要按照固定程序完成吊唁仪式。在这个过程之中，道公会一直在做法区为逝者念经做法，以做法的方式来超度亡魂。行动者在跪拜逝者后，需要按照既定的顺序从吊唁空间离开。因此，从空间变换的角度出发，吊唁活动的空间移动过程为堂屋外部空间一一在等候区等候一一进入跪拜区跪拜一一离开。在这个空间变换的过程中，行动者完成了整个吊唁跪拜仪式。在这种有序的空间移动安排下，我们能够看到丧葬仪式中秩序空间对仪式的逻辑秩序的表达。

    第二个，物理空间。物理空间主要包含与丧葬仪式相关的各类物质，例如祭品、灵堂、寿材以及参加丧葬仪式的宾客等等，也就是说，物理空间实际上就是丧葬仪式完成所需的实体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参与丧葬仪式的行动者需要通过“表演”的方式，来讲丧葬仪式中的“差序”逻辑建立起来。在这个空间中，灵堂设在于本家堂房内，而白红之间的指明方向直蟠放置于左右二边，而灵堂中也会放置逝者的遗像。当亲朋前来吊唁向逝者施跪拜礼后，孝子贤孙要在此还礼。来参加典礼的道公一般都是在当地有名望者。在堂屋外的等候区域，本家的家人也会在此建立茶棚，以期待吊悼的家人能够在此等待并行礼，彼此交流。在堂屋的最后方，为招待亲朋好友的地方，主要是为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提供“帮忙饭”。不同于秩序空间，物理空间并没有程序化的规定，但是我们仍旧能够从中看到，每个“物质”都是各司其职的，无论是来参加仪式的宾客、还是陈列在堂屋的丧葬祭品，都在这个空间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这一点在仪式的行动者身上有明确的体现，无论是道公还是邻居，无论亲缘关系远近，他们都能够明确其与逝者之间的关系，在仪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我们也能够发现，在丧葬仪式中，“差序”化的逻辑己经深深根植于人们的内心深处，致使他们会自发的在丧葬仪式中，表现出这种独特的行动逻辑。

    第三个，精神情感空间。这一空间是挣脱现实社会的、超越客观物质的无形的精神世界。在丧葬仪式中，人与人形成的空间、人与物形成的空间，需要这种情感上的、精神上的交流才能具有意义，在充斥着情感与精神上的交流后，这个空间充斥着精神灵力，并极具象征意义，因此，这种空间秩序的构建，主要有赖于空间中的情感交流。作为文化符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物质空间中得以形成发展，最终演变成为富有情感的凝聚力，将情感转化为了一种符号表征。根据莫斯的观点，情感的表达与表现是完全不同的，情感表达是一种需要被领悟的语言。在丧葬仪式中，参与者在仪式中表达的各种行动以声音等，能够展现情感符号的“差序”逻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利用人与人之间的言语对话以及身体行动来实现情绪的表达。在丧葬仪式中，人与人之间、人与逝者、人与祭品之间，在这种情境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在这个现实世界与虚拟空间交织的世界中，情感得以表达，这些情感充斥在物质空间中，使其变成了充满神灵力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