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葬的产生远远早于火葬，因为从人类诞生伊始，土地便自然而然的存在，火种却是后期人为创造之物。考古学者在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尼安德特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迄今所见最早的埋葬死者的遗存，被视为有意识安置死者的举措。土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被我国历朝历代官方所认可，并且作为阶级统治的重要工具，伴随着这种葬法而衍生出了一套完整的丧葬制度，以此来规范人们的丧葬活动。换言之，土葬绝非直接挑选一处风水宝地掩埋的简单活动，而是由丧礼和葬礼共同组成的庞大制度系统。值得注意的是，前文所述的火葬其实亦含有丧礼之流程，是故火葬和土葬的内容表达应为“丧礼+火葬”和“丧礼+土葬”，只是因为从古至今火葬的丧礼较之于土葬流程都更为简化，更没有形成土葬那样的丧礼规范。

                              苏州公墓,苏州墓园,苏州名流陵园,

    谈及土葬，则不得不提儒家，因为土葬习惯得以流传千百年，正是得益于儒家倡导的礼教思想。古代的律法和礼仪相互依存，互为表里，其中法是表象，礼才是核心，正所谓“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丧葬礼仪是儒家核心思想的重要表现形式，其构建了一套完整的丧礼制度和埋葬制度，并随着历史的演进和朝代的更迭逐渐丰富和完善。“居丧，未葬读《丧礼》，既葬读《祭礼》，丧复常读《乐章》。”从葬前、葬后、祭祀等不同阶段诵读的不同经书就可以窥见古代丧葬制度繁琐的规定。丧葬的用器和仪式，自始丧以至埋葬无一不指示阶级的差异。丧葬制度除了体现尊卑贵贱的等级观念，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教化百姓，起到维系社会秩序和巩固统治地位的作用。纵观历史，丧葬礼俗从先秦伊始至明清之际并无太多变化，除了辅之以更加规范的律法形式外，其实质内容并无太大的调整。其建构的“慎终追远”“事死如生”“入土为安”等孝道思想深入百姓灵魂，影响和流传至今。由于本文的主题并非研讨古代丧制的详细规定，故而不再对其做详细叙述，仅此寥寥数语，略作铺陈，是为了更好的论述后文的话题。

    通过上文对古代火葬与土葬历史及其成因的简单梳理可知，古代社会官方对丧葬的态度是重土葬、禁火葬;民间对丧葬的态度大体表现为重土葬、轻火葬;宋朝则是个例外，它尤其表现为重土葬、崇火葬。

    无论是古代专制社会，又或是现代民主国家，殡葬演变历程自有其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纵观古今历史可见，百姓往往立基于经济条件、文化因素、地理环境等维度去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宜的丧葬形式。从民间习惯的角度来看，积久成习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判断在民间社会交往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和塑造力，相关的“社会秩序”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厘革，传统葬习会随着客观物质条件和思维意识的变化而改变就是其中的例证。从某种意义上说，官方的统一管辖有些“自作多情”。因为人类社会培育的一种习惯往往具有自发性与自觉性的特点，百姓会因势利导趋向于“利好”的一面，而不会怜逆大众认知而特立独行。其中，当代社会，农村集体土葬的默认规则就是一种明证，挑战“集体习惯”的权威往往会形成“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后果。

    但从社会规范的角度来看，无以规矩，不成方圆。一个国家如果在殡葬管理方面任由百姓完全自主，“无序”的“集体习惯”也容易滋生事端，正如波斯纳所言:“不论实用主义者多么欣赏达尔文，他们都承认进化是非目的论的，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进化会导致合乎规范的诱人结果。”因此，政府需要做好合理引导的管理者角色，校准“集体习惯”这艘巨轮的前行航标，以此确保其在正常的航向上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