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葬与土葬都有着悠久的历史，火葬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今甘肃省定西市临挑县的寺洼遗址考古就曾发现了火葬的遗迹。就汉字“葬”而言，以字形结构可以解释为以火燃草从而达到火化尸体的目的。在中华五千年历史记载中，最早盛行火葬的民族并非汉族，而是游牧少数民族。《墨子·节葬下》中曾有这样的记载:“秦之西有义渠国，其亲戚死，聚薪柴则焚之，熏上谓登遐。”义渠国是羌戎民族的一个分支，登遐意指灵魂升天的古老习惯，可见早期的火葬就具有原始宗教信仰的色彩。值得注意的是，先秦时期火葬一度被视为一种刑罚而受到限制，“杀其亲者，焚之。”焚烧尸体是一种大恶之刑，对至亲之人火化更是大逆不道的行为。火葬开始渐成“气候”，源自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南朝梁僧慧皎撰写的佛教史书《高僧传》就曾记载:“(鸡摩罗什)卒于长安，……依外国法，以火焚尸。”佛教的盛行在唐代达到顶峰，但官府并没有因此放任火葬之风，反而诉诸律法来管控民间百姓火葬，《唐律疏议》中有记载:“若子孙于祖父母、父母，部曲、奴裨于主坟家熏狐狸者，徒二年，烧棺梓者，流三千里，烧尸者，绞。”五代十国时期，火葬盛行除了佛教影响，更重要的是“礼废乐坏”的社会环境使然。《宋刑统》虽沿用了唐朝关于民间焚尸的惩罚，但收效甚微，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火葬之风最为盛行的朝代，也因此对后世丧葬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苏州公墓,苏州墓园,苏州名流陵园,

    宋朝之所以流行火葬，最重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宗教影响。佛教提倡火葬自古有之，成为其核心要义的重要表现形式。宋代官方对佛教的支持力度较大，皇帝亲自到寺庙供佛，形成佛教昌盛之地大多也是火葬流行之地。“火而寓骨于都城之西大慈佛祠，……十月甲午，从仁宗皇帝葬河南永安县。”统治者公然破坏禁令，为年仅4岁的皇侄孙赵士弃逝世采用火葬，某种程度上也能说明火葬得到了官方的默许。在士人阶层也甚为流行，欧阳修、王安石等读书之人也是好佛之人，贾同亦说:“间阎既以为俗，而渐染于士大夫之家，亦多为之。”佛教的盛行不仅体现在统治阶级和士人阶层，更表现为平民化与世俗化。民间百姓对之顶礼膜拜，信佛者众多，烧香念佛、吃斋念文成为了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其二，经济因素。宋朝人口急剧膨胀，土地集中和私有化加剧了人地矛盾，使得平民阶层往往死无葬身之地，且宋朝积贫积弱，与少数民族征战经涉数年、屡战屡败，国库亏空，不得不征收赋税，致使百姓摇役繁重，加剧平民的穷困。“近时京承相仲远，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无坟墓，每寒食则野祭而已。”曾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的南宋承相，其祖父的丧葬形态客观反应了彼时百姓的穷困潦倒和生活窘迫。“若是远路归葬，及僧尼、蕃人之类，听许焚尸。”官方虽明令禁止火葬，但人地矛盾致使民不聊生，加之宗教信仰等社会现实因素，迫使官方出台例外规定以解燃眉之急。“自宋以来，此风日盛，国家虽有漏泽园之设，而地窄人多，不能遍葬，相率焚烧，名曰火葬，习以成俗。”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积贫积弱的宋朝有心无力即便是为平民修建“漏泽园”墓地，也难以解决火葬之风盛行的问题。

    其三，少数民族影响。自唐朝灭亡，五代十国时期，战火纷飞，民族之间交流频繁。无论是北宋时期的辽与西夏，还是南宋时期的金朝，掌权的羌族、契丹族和女真族都较为盛行火葬，两宋时期受其影响也是必然。

    其四，文化、卫生等其他因素。宋建立以前的五代十国时期，社会动荡，儒家思想影响力有日渐式微之势，正如欧阳所说:“五代，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江、政治的急剧变革，不仅破坏了礼制，更瓦解了丧制，直到宋朝统一后仍难免遗风残存的影响。除此之外，火葬具有的干净、便捷、卫生等优势也得到了当朝者的认可，“或以恶疾而死，俗云有种，虑染其后者而焚之。”瘟疫四起之际，唯有火化遗体，方能避免遗体腐烂可能产生的传染病传播。

    两宋时期形成的火葬之风给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严重冲击了儒家提倡的传统丧葬观，影响了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余风流传至近现代。“凡有丧之家，必须依礼安葬。……其从尊长遗言，将尸烧化，及弃置水中者，杖一百。”明清两代虽在律法条文中明令禁止火葬，火葬之风相较于宋代有所平缓，但难以完全杜绝，且清朝入关以前也力主火葬，进一步增添了改革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