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们的田野调查，从国家与村民两方面来看，都是如此。就村民而言，村民的行为实际上仍然是他们过往生活的延续，而非国家政策设计的“觉悟”和“新生”:火化之后，依然是土葬的发生和民间仪式的操办。以笔者调查的豫东石村来看，火葬政策实施几年来，虽有死者实行了火葬，但更多的是将死去的亲人火化后，运回故土，按照原来的土葬仪式安葬在自家原有的墓地里或直接偷埋在自家的承包田里;也有的村民通过关系打通殡葬管理人员，然后把死去的亲人直接土葬，最终象征性的交些罚款了事;也有部分村民采取伪造火化证等办法，以达到将死去亲人土葬的目的。在其它地方，同学们的调查也显示有类似情况存在。这些都是与制定这项政策的初衷背道而驰的。不论是直接土葬(偷埋)还是火化后再土葬的，这些坟墓依然占用了耕地，死者家属也并没有减少相应的丧葬支出，反而又徒然增加了火化费用等负担，加大了村民的丧葬费支出。这就使得较为贫困的死者家庭，尤其是那些因病致贫家庭，往往难以承担如此高昂的丧葬费用。再加之有些地方距火葬场所路途较远，这样使村民举办丧事徒增不便。

                      苏州公墓,苏州墓园,苏州名流陵园,

    就国家而言，不少地方的殡葬改革依然走上了“以罚代葬”的变通道路，偏离了高层政策设计的初衷。有关的部门和人员将殡葬改革这一政策行为熟练地转变成为了一种可以“寻租”的经济行为。借助于殡葬业的垄断经营以及其在殡葬管理上的优越条件，殡葬管理单位从殡葬活动中攫取高额利润，正像有些研究者所说，这样的一种做法使得“每一次涉及大多数人利益的改革最后往往都成为一场利益或财富掠夺的战争”而现在连死人也没能逃过。如同学们的调查显示，在豫南不少地方流传的顺口溜中就有这样一句:“火葬费代替了农业税。”火葬费成为村民的一项沉重负担。火葬政策的实施远没有达到制定政策所预期的效果。“改革与不改革一个样”成为不少地方村民回答我们的田野调查的“标准”答案。

    这些问题的出现，一方面同殡葬改革相关部门自身的工作方式、方法以及更为广泛和绵延的社会变革无法分开。对于殡葬改革过程中“以罚代葬”行为的发生，我们要做的也不仅仅是谴责那些“寻租”的部门和官员，更应该对基层政权的生存状况加以必要的审视和关注。进一步说，寻租行为或者说变通行为的发生不仅仅是一个相关人员的德行问题，更是一个现实情境中的制度问题一一个基层政权存在、运行状态问题，一个处在“吃饭财政”地区的基层政权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服务的能力和效率)。而如果这样一个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那么殡葬改革作为一些基层政府新开发的生财之“道”，就不会自动关闭，“火葬费代替农业税”的可能性也不会自动消失。另一方面，这些问题的出现却也多少同村民对殡葬改革的具体认知紧密相联。如上所述，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虽然有关部门也做了不少调研工作，但其调研多是一种面很宽的“撒网”，真正能够深入农民内心，并对农民的各种心理做出详细解读的却很罕见，而根据这样的一种调查得出来的结论难免就只能是一种“先生们”的意见，从而，使殡葬改革在实践中也就变成了一种单向的“先生们”的改革，而忽视农民的各种意见、想法。根据已有的相关研究，任何涉及到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的改革，如果脱离他们的具体生活情景而“虚置化”，或者说政策决策过程中一厢情愿的“纸面化”，而从不过问、听取其他各方与群众的意见和建议，那么它的前途都应该是很可虑的。卿〕即使从长远看来是符合其利益的，但是推行起来也不会像想象的那么顺利。因而，在今后相关的政策设计中，如何体谅农民的感受而不是一味地强制推行，如何使农民对之的特殊认识与改革的理性协调起来，而不是一味地批判农民的“顽固”和“落后”，扎扎实实地进行相关的调研，引进学者、村民关乎此的意见后，再作解读，从而形成一个良好的互动和知识上的“互惠”，从而使政策推行与设计“在地化”，似乎应该是政策设计者要考虑的问题。而这样一来决策过程的适当下移似乎应该是一个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