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将Z村的丧葬消费依据其支出的用途分为入硷与安葬消费、仪式性消费、宴请消费以及通讯与劳务消费。通过对其丧葬消费结构的分析发现:通讯与劳务消费是丧葬消费结构中占比最小的一项消费，其次为入硷与安葬消费，再次为仪式性消费，宴请消费则是丧葬消费结构中占比最大的一项消费，不少家庭仅宴请消费一项支出就占据了丧葬总消费的50%以上，由此可见宴请消费是丧葬消费中的主要消费，也是上文中村民抱怨的丧葬高消费的主要来源。

                           苏州公墓,苏州墓园,苏州名流陵园,

    在笔者的调查中发现，原先Z村的丧葬宴请主要目的是为从远方前来奔丧的亲人“管饭”，为家庭内部聚餐，“吃好吃坏无所谓”，意在强化家族内部情感，因而消费相应较省。酬劳“帮忙的”仅发生在出殡后当晚，而且许多“帮忙的”都认为自己帮忙理所应当，因而大都选择不去吃饭。这主要因为原先在Z村，葬礼上被找去的“帮忙的”都是与丧属家关系交好的村民，其愿意任劳任怨地协助丧主家完成治丧事宜，主要葬礼仪式的三天更是全程参与，而且只是义务性帮忙，即不计报酬、友情相助，丧属日后可以通过其他形式来回报“帮忙的”的倾情付出，因而不必急于一顿饭。这实际上是农村中人情往来的一种表现，村民通过这样不断的人情互动维持交往的持续性。

    由于现代农业机械化的推行以及乡镇企业的发展，Z村越来越多的村民农闲时间选择了去周围工厂打短工，村里的剩余劳力越来越少，因而现在葬礼上找“帮忙的”并不再依据他与丧属家关系如何，而是他相应时间段是否有空来帮忙。帮忙就意味着丧属家要对“帮忙的”的劳务相助欠下人情，原先基于与“帮忙的”关系，丧属家可以选择后还人情，但当前状况下决定了丧属家如果没有在丧葬过程中把人情还了，以后能还的机会很少一一一方面村民现在能互助的机会就少，一方面丧属家与这些“帮忙的”平时交往也少。于是，丧葬宴请就开始担当起丧属家对“帮忙的”人情回报的重任，即当下宴请消费更多程度上已成为一种人情消费。由于要还“帮忙的”人情，宴请的质量自然不能太低，因而当前Z村葬礼宴请要么雇厨师做饭，要么在饭店订桌;而且由于村民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越来越少，能够三天全程参与完丧礼筹备的“帮忙的”也越来越少，大都“今天在丧主家忙活一天，明天有事就不去了，提前告诉主丧爷一声即可”，如此，仅举行一次酬劳可能无法还的了所有“帮忙的”的人情，于是各丧属家一场葬礼至少要进行3次宴请，当天参与了葬礼筹备的“帮忙的”就可“入席”;另外，由于“帮忙的”时间上的分散以及不确定性，主丧爷为了保证丧葬活动的顺利筹办以及人手齐备，每项丧葬事务上会多加派一到两名“帮忙的”，由此便引发了“帮忙的”人数扩大的问题。丧葬宴请在宴请质量、宴请次数、宴请桌数上的如此变化必然加剧宴请消费的支出，甚至导致了高额的宴请消费问题，不少村民对此叫苦连天。

    “以前，咱找个知己的人(即与丧属家交好，了解丧属家家庭状况的人)，根据咱家庭条件，置点菜，做做大家伙吃就行了。再说在这么个条件下(指丧属家因亲人去世都沉浸于悲痛中)，人家(指帮忙的)都叫也不来。现在可倒好，你不叫到吃饭时候还都来了呢!不管你什么家庭条件，都得雇厨师，还得好酒好菜，你要是做不好，别人还说闲话，嫌吼(当地方言，意为嫌弃)咱伺候的不好，咱脸上也挂不住，没有法儿你就得伺候啊!你不说这葬礼花费高了嘛，就是这吃喝高了。”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Z村目前的丧葬高消费主要来自于丧葬宴请的高消费，而丧葬宴请由“管饭”向人情消费的转变是宴请高额消费的主要原因。

    丧葬宴请是葬礼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程序，Z村以前的丧葬宴请更看重的是其“管饭”功能，通过丧葬宴请使得以家族为核心的社会关系更加紧密，这也是涂尔干所分析的仪式的凝聚力所在。而当下的丧葬宴请除了“管饭”功能外，更多承载地是“还人情”的功能，这实际上是对当下悄然改变的农村人情交往方式的折射。

    在农村，人情交往是乡土文化的重要特征。一方面，人情交往使得人们的情感需求得以满足，造就了农村浓郁的人情味以及融洽的人际氛围，Z村原先葬礼中“帮忙的”对丧属家倾力相助，葬礼后更是选择不去吃饭即是这种浓浓人情味的体现;另一方面，人情交往也使得农村有限的资源能够互通有无，农民通过互帮互助加强了联系，Z村葬礼离不开“帮忙的”进行劳务相助，村民也正是在这种互帮互助中建立了持续的关系。但人情交往要遵循一定的交往原则，翟学伟学者就认为我国传统的人情交往遵循“忌讳偿还的‘即时”，原则，即人情往来总有一个时间差，总有一方处于‘欠情’的状态，如此有来有往才会一直延续下去，也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说“如果相互不欠人情，也就无需往来了”。可以看出Z村原先葬礼上丧属家并不注重对“帮忙的”进行丧葬宴请，而是选择后续回报的方式偿还人情，通过这一原则营造着葬礼中的人情味并维持交往的持续性。但随着农业现代化和市场化的冲击，丧属家以后续回报的方式偿还“帮忙的”的劳务相助变得不太现实，而所欠的人情又必须要还，于是不得不以丧葬宴请的方式来偿还所欠的人情，并期望通过提升宴请的次数及质量，使“帮忙的”能够充分感受其所受到的人情回报，如此便导致了宴请消费的增高。但此种情况下，人情偿还的非即时性原则被打破，影响了由帮忙所促成的交往的深度和持续性，随之造成了“帮忙的”对丧属家给予的人情回报不领情的情况，即上文中村民所说的“你不叫到吃饭时候还都来了呢!不管你什么家庭条件，……你要是做不好，别人还说闲话”，“帮忙的”俨然已将丧葬宴请当成了理所应当，甚至不体恤丧属家的经济状况，对宴请的标准进行要求，进一步加剧了宴请消费的支出。人情往来的目的本是为强化感情，但当下丧属家通过以丧葬宴请来回报“帮忙的”人情的方式显然未得到“帮忙的”正确对待，努力营造的人情味亦被冲淡，丧葬宴请也开始沦为一种被迫的应酬，由此Z村村民才会认为丧葬高消费“不值当”，实际上其更多地是对丧葬宴请高消费的不满一一投入那么多却无法获得基本的情感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