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人的外向流动能够为丧葬仪式的开展提供资金保障，同时为丧葬的延续提供了可能。除此之外，由于丧葬仪式本身是一个聚集性的活动，在死者死后，这种聚集会导致参加仪式的人群产生高度的团结感，根据柯林斯的观点，无论仪式的群聚规模究竟多大，无一例外的都会出现利他现象。但是显而易见的是，这种理论与中国的传统仪式理论并不兼容，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传统仪式的框架进行了更新与重构，尽管我们能够在传统仪式中看到许多国家政策的痕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为可支配资源相对更多，为了能够通过丧葬仪式获取更多资源，人们需要拥有市场来实现资源的交换，那么恰巧，丧葬仪式就是最佳的市场交换空间。

                                   苏州名流园,上海公墓

    这一点我们能够从我国传统农村的庙会上清楚的看到。从庙会产生之日，其最初的功效只是一些宗教活动的展演，但是伴随着日复一日的发展，庙会逐渐与集市划成了等号，甚至要比集市的互动性更强，场所规模更大。每到了庙会时间，人们便会在庙会上聚拢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多个传统仪式，同时参与庙会的人们还能够在其中实现资源的交换。因此，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出发，传统仪式并非只有利他行为的出现，相对而言，结合中国的传统仪式，利己行为的特征则更为明显。

    具体到安兰村丧葬仪式中，从仪式本身来看，其与庙会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我们抛开仪式的情感与情境，一方面我们能够在丧葬仪式中看到各种仪式环节，另一方面，同样可以实现资源的交换。但是这一点的前提是首先需要具备流动资源的来源。以安兰村举例，丧葬仪式中的流动来源，一方面依靠血缘关系，以其为基础的流动范围是不确定的，如果是远距离范围一般为丧家的亲戚或朋友，如果是近距离范围，一般是丧家的邻居;另一方面，依靠地缘关系，以其为基础的流动范围相对更远，通常来讲，它们与丧家并不具备亲缘关系，主要为丧家的朋友或是同事。因此，如果他们参与到丧葬仪式中，他们就要支付流动成本，不同流动人的社会层次存在一定差异，他们之所以做出逆向流动的决定，除了去给死者吊唁以外，还想借助丧葬仪式来巩固他们的社会关系或发展他们的社会关系。

    “像我们这种来参加的肯定不能空着手来啊，不说红包这些，有啥能帮忙的肯定也要帮帮啊。比如说那些在家里没有工作的，就帮忙问问或者安排个附近的工作这样，但好多还是不得行，因为都想去外面挣大钱，不过万一有在外面做生意的回来也会帮忙问问的”

    由此可见，通过丧葬仪式中的互动，使丧葬仪式能够成为一个社会资源交换的独特场所，但这所有的一切必须满足一个特定的条件，就是能够实现互惠的目标。这种互惠主要表现在交换方式上，包括劳动资源或礼物资源的交换，但是在交换过程中，还会产生一种人情资源。表面上看来，人情资源是无形的，但是交换人却能够利用这种无形的资源，换取更多实体资源。获取到的实体资源则能够对其逆流动产生的成本给予一定的补偿。至于丧家，人情资源能够转换为劳务资源，这种资源是无形的，但是在丧葬仪式过程中，可以通过丧宴的方式，来弥补吊唁宾客逆流动产生的成本。具体到资源的交换，交换对象并不仅限于丧家与客人，客人与客人也可以通过丧葬仪式来实现交换，在这个过程之中，包含了更多的利益关系与利益因素，在不断的交换关系的重叠下，构成了一个又一个私人网络，这也与布迪厄所提到的亲属实践关系的表述相一致。通过对这种私人网络关系进行研究，我们能够发现其具有很强的功利性，通常情况下，这些网络都是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当这些建立私人网络的人汇聚到一起，就会将这种关系网充分运用，最终达到解决事情的目的，当然，这与宏观的市场经济背景也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但是整体而言，外向流动产生的资源交换的确能够为丧葬仪式的延续提供保障，同时逆向流动也能够为丧葬仪式增添更多社会资源，当然，丧葬仪式也成为了这些社会资源交换的特殊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