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主流社会的殡葬观念与古代相差无几。中国与西方的主流社会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都严禁火葬。然而到了70年代，西方各国开始解禁火葬，西方主流社会的殡葬观念由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一动向传递给了中国主流社会。1875年，基督教广学会发行的《万国公报》向中国主流社会介绍“各国意欲易土葬而仍为火葬，虽未连行，而议者如出一词矣。荷兰欲奏请国家开禁，有欲行之者，听之可也。”1874年，《申报》报道了一名日耳曼妇女火葬的全过程，并指出‘火葬之俗，近惟印度尚有行之者，而西报兹亦论及此事，谓此法颇好，不过当焚化时未免秽气难闻军’。《申报》此文的结论却是“较为省便”的当数“归土化者”—土葬，而非火葬。当时中国主流社会对西方开始推行火葬并不以为然，误以为西方大概是受佛教影响才这样做“此殆象教之遗派软”。

                                苏州公墓,苏州墓园,苏州名流陵园,

    19世纪80年代，中国主流社会关注并抨击了逞罗(泰国)的火葬习俗。一是批评逞罗火葬铺张浪费。例如，逞罗王后火葬，“费努金数十万，盛备供张，而逞王不之惜，盈廷不敢非，结习不可破也如此”。再如，逞罗外务大臣之母火葬，排场也挺大，繁文褥节也挺多。这引发了中国人的感慨与评论:“世俗之陋，至于如此，诚绝无仅有矣”。二是抨击逞罗火葬活人。例如，逞罗宫主因思念故去的母后，请求火葬，居然得到了逞罗王的恩准。对此，中国有媒体抨击道“风俗之偷，诚不可以理喻矣”。

    但是，19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主流社会抨击火葬的重点却在国内。中国主流社会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国内少数地方长期沿袭着火葬习俗，即使朝廷的酷法和地方官员的严禁也难以将其撼矶‘江浙一带贫穷之家有寄枢于山根水涯，每至清明冬至前，以火葬其尸者”。“苏城浒关西北一带，村民每遇亲丧，将棺枢弃诸旷野，越年余则堆草积薪，举而焚之，以骨殖置坛中，名之曰火葬。风俗相沿牢不可破。前经勒廉访，出示严禁，卒皆置若圈闻。”中国主流社会从捍卫儒家伦理道德的立场出发，猛烈抨击上述做法“生者咸畏火焚，可知死者不宜火葬……世用火化烈焰焚烧头颅，粉碎胫肋，成灰半入罐中，半为尘土，遭此惨状，仁人君子所不忍见也。为子孙而忍烧祖父之骨，逆伦伤化，固不待言。即弟兄妻子女之间，仇及枯骸亦甚忍心害理，反躬自问于心，何安方今?……以火葬其尸者，此大逆不道之事。”“而忍以火焚其亲骨殖，反谓之葬，是亦太不伦矣!”为什么这些地方会有火葬现象呢?中国主流社会认为，原因一是一些人无钱无地安葬亲人，二是一些人为佛教理论迷惑，三是一些人“天性泪没”。如何根除火葬现象呢?中国主流社会主张，第一，加强儒家思想的宣传教育，使群众早做土葬准备‘仁人君子广为开导，务使家喻户晓，有财者早谋奄岁，以妥亲灵，无财者函告乡党义举，以就埋葬”。第二，严厉惩治火葬行为。第三，官府“施恩泽，出百亩以为公葬之地，凡买地无力停而未葬者，尽令扶次以葬，百亩之地当可共葬万棺，彼不葬与火葬者皆不能再借口为无地矣”。

    总之，20世纪90年代之前，尽管西方殡葬观念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中国主流社会的殡葬观念基本未变，中国主流社会还在以儒家孝道观为思想武器抨击火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