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时期，统治阶级极力推进儒、佛、道三教的合流，从而促进了封建迷信的泛滥。

    佛教经历了盛唐的鼎盛时期以后，开始由高峰向下衰落，不得不在“内而诸宗融合，外而三教合一”中寻找生路。不讲理论、修行简捷的禅宗和净土宗成为佛教诸宗的卞流，诵佛念经、超度亡灵等神学迷信逐渐取代了对佛学理论的探讨研究，使佛教进一步世俗化、中国化，在各地广泛流行。这种重视现世利益且又简捷易行的佛教，以取得天堂入场券的廉价许诺和超度亡灵的花言巧语博取了人们的信任，神学迷雾到处弥漫。

                                苏州公墓,苏州墓园,苏州名流陵园, 

    道教进入了宋代以后，也更加世俗化。佛道结合的内丹修养成为道教的主流。与此同时，内丹和符篆开始出现融合的趋势。宋代符篆派道教强调祈福攘灾、驱鬼降妖，借助天之神灵而达到个人目的。这种思想与方法，因宋代民族矛盾不断上升而受到官方的高度重视。于是，一个与地上的封建政权相呼应的以玉皇大帝为至尊，太上老君、托塔李天王等文武大臣为辅佐、机构齐全、等级分明的道教群仙图已经完整地描绘出来。

    这一时期的世俗迷信得到空前发展。烧纸钱超度等鬼神迷信几乎普及到每一个家庭。北宋仁宗皇帝驾崩，遗诏到洛阳，城中军民以至妇孺，朝夕东向号泣，纸烟蔽空。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整个社会浸沉在系统化、合法化的星占、卜笠、风水迷信之中。

    在佛道二教的影响、浸染下，中国人的死后观念已经形成了完整体系，具体表现在唐代以来流行的“死后十王审判”的信仰中。阎罗王为管理地狱的魔王，传说他属下有十八判官，分管十八地狱。唐宋以来流行的“死后十王审判”的信仰已揉合了儒家慎终追远的孝道观、佛教的轮回因果报应观和民间道教的鬼神观。

    这种三教合一的死后观，在民间丧葬习俗中得到充分体现。如宋代人认为，死后如不作佛事，每日则要在地狱中受尽种种苦难，遭狞鬼的鞭讯折磨，无法超生投胎为人。而如果请僧人看诵《金刚经》，“经文资荐”，可免遭磨难，投生为人。

    生死观和城市墓地的变迁与坟为邻，对中国城市来说可能是一种无奈和尴尬，但对西方国家来说，这似乎并不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中原因一是西方人口少，二是宗教和社会习俗各不一样。过去，中国迷信的老百姓认为人死是到阴曹地府中受罪，牛头马面，小鬼无常，十八层地狱，死后没什么好事在守着你。所以活着的人无事肯定不会去坟莹地转转，坟地给人的感觉是阴森、恐惧和荒凉，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曾在悼亡妻的词中写道:“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而西方人，特别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徒，他们认为人死了是上了天堂，那里有慈爱的亡帝，还有长着翅膀的无使，天堂一片灿烂阳光，活着的人到公墓的感觉也就少有惊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词条介绍。公墓(cemetery)始用于早期基督教徒，他们的墓地一般都在城墙外，不与教堂相连。埋葬在教堂院内的办法，在公元最初几世纪，尚不流行。18世纪中期由于教堂地下纳骨室，以及周围的墓地，都布满了棺材，成为疾病的根源，引起了民众担心。到1885年，《埋葬法》标志着英国公墓大发展的开始，并发生了由私人墓地到教堂坟场，再到纪念园林的变迁。欧洲人对墓地的看法，不仅体现在对生与死的认识上，也体现在墓地的位置和环境设计上。欧洲城市的墓地大部设置于都市的黄金地段，人们不把生与死截然分割成两个不同的世界，他们把死去的亲人安葬在离自己不很远的地方，一有空，就可以去附近的墓地看望他们。感到他们仍存在于现实的生活中。大城市的中心有墓地不算稀奇，甚至己经有了供游客旅游观光的墓区景点，成为城市一道奇特的风景线，丰富了城市景观构成。美国《时代》周刊2003年7月7日出版的一期有篇文章，题目就是《千姿百态的葬礼》，文章写道:“如今的葬礼更多的不是凭吊死亡，而是庆祝生命:火葬后的骨灰被嵌入珠宝，艺术品或者填充到爆竹中。一位葬礼筹划人认为:现在己经没有千篇一律的葬礼了，人们希望加入一些人性化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