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政府对于路毙尸体的处理经历了由无组织、散漫到有组织、有秩序的变化，1941年市政府决定由警察局主办，社会、卫生两局协助办理掩码路边尸体事务。在此之前，市区经常出现无人掩埋尸体的现象，例如1939年黄角滩地区有“约七十余具尸体，无人掩葬”。这种现象的增加会导致传染病增加的风险以及危害卫生，影响市容，这也是政府迫切需要有所作为的原因。因此，对路边尸体的处理即以警察局的管辖范围为标准，分区实行不同的办法。

                               苏州公墓,苏州墓园,苏州名流陵园,

    1941年，重庆正式成立浮露尸棺收埋处，位于朝天门的黑巷子街，专门负责接收尸体的相关事宜。至于各警察分局的应对，最初政府决定各警察分所就地掩埋管辖范围内的尸体，但是除一至八分局外，其他各分局由当地保甲负责收埋辖境内的尸体确实有困难。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保甲无力承担棺材的购买，当时棺材市价每具三十余元;二是保甲办公处组织简单，并无公役，如果需要负责掩埋，就需要临时雇人办理，此项费用保甲亦无法负担。最后只能折衷处理，一至八分局管辖范围内仍照原办法由收埋处掩埋，九至十六分局由镇公所负责收埋，每具棺材给予报销十元，实报实销。此外，由收埋处掩埋的尸体需要运到江北尊德堂的黑石子墓地掩埋，其余分所管辖范围的尸体运到附近的坟山掩埋。政府试图对这些尸体进行规范化处理，既避免影响卫生，也是政府关怀的彰显。

    对路边无人收葬尸体的处理，不仅因为其影响卫生和市容市貌，也是社会监督的结果。当时若逢尸体增多、政府掩埋迟缓，政府就会受到社会各方的责难。事实上，除了政府，当时还有也有地方乡绅承担此项社会责任，但是他们难以坚持。而原本负责此项事务的机构又面临经费和人力的困难。在各种压力下，政府只能将原本的机构改组、健全并投入使用。④这项政策的效果显著，主要表现为各地积极处理路边尸体的埋葬问题。从无序化到有组织、以官方为主的掩埋路毙，从面临经费困难到有计划地对其中各个项目进行经费概算，这个过程变化显著，不仅政府的公共职能得到加强，也是社会状况的改善。

    虽然政府掩埋路毙尸体这项行为更多被视为是市政建设的一部分，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是社会文化变化的一部分。政府承担起本该是民众自身的丧葬活动的责任，并对其进行一系列完善，诸如设立专门机构、明确责任划分、经费纳入政府预算等等，在这个过程中丧葬活动的主体发生变化。需要明确的是，这只是特殊时期政府的特殊应对，但政府承担的责任越多，其对社会大众的示范引导效应也越明显。以此为例，政府会将路毙尸体葬入公共墓地或者进行火葬，这会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丧葬观念、影响到人们的丧葬形式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