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葬与路祭是汉代丧葬礼仪的高潮，《周礼·小祝》云:“及葬，设道贵之奠。”杜子春注云:“贵当为染道中祭也。汉仪，每街路辄祭”，汉代送葬与路祭的规模通常是庞大的，在敛礼与殡礼过程中，所有前来表示探望慰问的亲朋好友都要参与送葬与路祭礼。

                               苏州公墓,苏州墓园,苏州名流陵园, 

    统治阶级对送葬的队伍是有明确的等级规定。皇帝、太皇太后、皇太后等在皇室占有突出地位的人享用专门配备的送葬仪队，这类送葬仪式在《续汉书·礼仪志下》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诸侯、7}相级别的官员，其送葬队伍由天子规定，如《后汉书·吴汉传》记载“(吴汉)拜为大司马，更封舞阳侯……(建武)二十年，汉病笃……及莞，有诏悼憨，赐溢日忠侯。发北军五校、轻车、介士送葬。”《汉官旧仪》记载:"丞相有病，皇帝法驾亲至问病，从西门人。即莞，移居第中，车驾往吊，赐棺、敛具，赠钱、葬地。葬日，公卿以下会送。”品级再低一些的官员，送葬规格依旧由天子规定，但规模小很多，且送葬人数通常是临时确定的，如《后汉书·赵孝传》载:“(赵礼)为御史中丞。礼亦恭谦行己，类于孝……数年，礼卒，帝令孝从官属送丧归葬。”

    但在这些等级规定之外亦可以看到充满人性的“孝佛”情感，在亡魂完成朝祖之礼后，君之于臣、学生之于老师、地方官员之于德高望重者、朋友之间等等突破尊卑等级的规定，尊者跟随卑者的亡魂，一路护送至扩下，一如生前为远行者送行。有皇帝亲自为大臣送葬者。《后汉书·樊宏传》:“宏卒，赠以印缓，车架亲送葬。”《东观汉记·鲍永传》:“永勃奏良日:车架临故中郎将来款丧还，车架过须臾，赵王从后到”。但根据杨树达先生的记载，汉代的皇帝亲自为大臣送葬之事“惟东汉有之;前汉时未见。”对比西汉与东汉两个时期的政治统治特点和社会状况，可知这可能与外戚专权，皇权的权威性受到威胁有关。有远方好友赶来送葬者。《汉书·剧孟传》:“孟母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后汉书·申屠蟠传》:“及黄琼卒。归葬江夏，四方名豪会帐下者六七千人。”李注云“帐下，葬处。”统治阶级规定的上层官吏的送葬规格是十分壮观的，对等级较低的官吏和平民百姓虽表现出了明显的等级，但并没有严格约束送葬队伍，正如杨树达先生所言:“(送葬仪队)以客多为尚”。

    汉代的统治阶级有意借助亡魂的神秘性与这场突破等级约束的送别仪式对平民百姓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孝佛”的道德宣教活动。汉代士人重名节，讲求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士人又多以“名节”为名片结交各方朋友。逝世后，若得朋友从远方赶来送葬，一则可验证逝者的名节是否有亏，通常来讲，名节高尚者会让更多人慕名而来为其送葬，而名节有损者则可能鲜有士人赶来;二则在这样参与者众多的活动，可以利用汉代士人“重名节”的心理督促其树立高尚的孝佛德性、注重言行、建立功绩，进而淳化民风，唯有民德高尚，封建统治阶级倡导的主流文化才可以得到巩固，进而不断夯实其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