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道碑亭内地面正中，巨大的碑身竖立在用整块石料雕成的之龟跌上，龟跌造型与功德碑亭造型类似。龟跌下是水盘。水盘的四角分别雕刻鱼、龟、虾、蟹。碑首都是六交龙。碑面的四周边框没有纹饰雕刻。碑身侧面也没有纹饰雕刻。

                               苏州名流园,上海公墓

    孝陵的神道碑、隆恩门上的斗匾、隆恩殿上的斗匾、明楼上的斗匾、明楼内的朱砂碑以及关外三陵的匾额上的满文字体明显大于蒙文和汉字，意在突出满文的尊贵地位，而且这些碑、匾上的汉字不是皇帝的御笔，上面也不铃盖皇帝“尊亲之宝”的宝文。可是到了景陵，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清陵的这二碑三匾都要在皇帝、皇后死后，入葬前题写、镌刻、悬挂。康熙帝的庙号和溢号是在雍正元年(1723)二月十九日确定下来的。康熙帝的人葬日期经钦天监选择，确定在雍正元年九月初一日，下一步就该镌碑挂匾了。雍正元年  (1723)八月初十日，雍正帝手执御笔，亲自书写景陵这二碑三匾上的文字。同时又命康熙帝的皇三子诚亲王允社、皇七子淳亲王允佑及善于书法的翰林官各恭写一份。随后他召集九卿及南书房的翰林们人官共同敬阅，评选优劣。雍正帝谕:

    景陵碑匾事关重大。诚亲王、淳亲王素工书法，肤己令其恭写。翰林中善书者，亦令其恭写。肤早蒙皇考庭训，仿学御书，常荷嘉奖。今景陵碑匾，肤亦敬谨书写，非欲自耀己长，但以大礼所在，不亲写，于心不安。尔诸臣可公同细看，不必定用肤书，须择书法极好者用之，方惬肤心。

    众大臣十分体察圣意地回复:

    御笔之妙，天矩自然，而仁孝诚敬之意流溢于褚墨之间，正与陵寝大事相称。圣祖仁皇帝在天之灵实为欣慰。

    于是景陵朱砂碑、神道碑和3块斗匾上的汉字都是雍正帝亲笔御书，并且在碑、匾的右下方铃盖“雍正尊亲之宝”的宝文。从景陵开始，这二碑三匾上的3种文字字体大小也趋于一致，表明了清朝统治者在处理民族关系手法上有了进一步的改善和提高。

    乾隆帝即位以后，将雍正帝所创的这一做法不仅继承下来，而且扩大到皇后陵。其父的泰陵和其母的泰东陵的上述碑匾的文字均为乾隆帝的亲笔御书，全部铃盖“乾隆尊亲之宝”。从此以后，除惠陵之外，凡皇帝陵的二碑三匾上的字都是由嗣皇帝书写，并铃盖“尊亲之宝”。如果嗣帝年岁太小，尚未入学，不能书写，只能由善书大臣代写，从此成为定制。

    惠陵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光绪四年(1878)三月，同治帝的惠陵完工。负责工程事务的恭亲王奕沂等向垂帘听政的两宫皇太后奏请惠陵的二碑三匾的书写等事宜。两宫皇太后在三月初八日降下一道郎旨:

    恭亲王等奏恭查惠陵明楼等碑文、扁额等项应书字样，照式以满洲、蒙古、汉字三项合璧敬谨书写一折。著依议，敬谨办理。其片奏惠陵明楼、碑亭碑文及隆恩殿、宫门、明楼扁额应否照式铃用宝文等语。著毋庸铃用宝文。“

    两宫皇太后没有批准惠陵的二碑三匾铃用“光绪尊亲之宝”的宝文，但没有说明原因，或是出于光绪帝与同治帝不是长幼辈关系而是弟兄关系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