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也是中国社会思想家们十分关切的话题，但中国文化传统对于死亡的理解与西方并不完全一致，余英时认为中国思想史上，人们对生的关注远胜于对死的问题的追问，古人对长寿和不朽有着执念。儒家的生死可续主要是血统性延续于精神性延续，在血统上个体的生理之死可以通过子孙的绵延达成延续与永恒，在精神上儒家通过伦理上的三不朽，回避个体的实际死亡，使死亡成为一系列与道德学说有关的事件。佛家把死看作一种中介，认为人不仅有一生，而且有无数循环之生，死则是无数之生的一座又一座桥梁，并提倡通过火化清除涅盘的障碍，强调因果相袭和轮回转世。佛家的思想虽然类似于基督教，但是佛家的生并不是永生，同时道家在死亡观上将其原始的不死观念以及养生之道发扬到极致，进而进人物我两忘，与天地共存，以致不朽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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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间对待生死的态度融合了多家的思想，在葬礼和祭礼中也接纳了道、佛的神学思想和仪式。因此中国传统的生命秩序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兼容了佛道思想后而建构起的“生生”生命秩序。这与西方的生命秩序十分不同，“生生秩序”并不强调彼岸的永生，而是在关注个体此岸的生活，死亡问题在这一秩序中仿佛被悬置。儒家不承认有另一个鬼神居住的彼岸世界，但却又不公开反对鬼神的存在，而是提倡厚葬与祭奠为主的传统礼乐制度，因为在孔子看来，鬼神属于超验的不可知的世界，而祭祀却是可以把握的当下。

    这种对死亡的悬置并不是一种忽视，而是生死有续、生死有机联动的体现，一个人的生命，是一家人的生命，也是同族同宗的世代生命，上至祖先，下至后人，也都在这恒常的生命谱系中，绵延相续不绝。祖先的死并不是死，而是一种共存，祭礼中子孙的“聚精会神”状态是一种与祖先的“交流”，祭祀者本人常常将其作为一种与祖先“交流”的特殊方式，这种交流是基于“祖孙一本”意识。中国社会的生命秩序在家这个场域中展开，每一个“此身”联系的都不只是自身的“生”与“死”，更通过每一个“此身”的存在勾连起“父母”与“祖先”，勾连起人类的世代。个体的死不是前往另一个世界的永生，而是与现实世界中去世的人和活着的人产生了更多的联系，并在“家”中实现了永生，与西方线性的生死不同，中国人的生死处于联动的状态。在生生秩序之下，中国人对于死亡充满了敬畏之心，个体的生存并不是茫然“被抛”，处于“无家”的状态，而是居于家之中，并形成了中国社会事死如事生的传统以及家族为本的社会格局。

    这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农民的私人生活经历了双重的转型，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个人作为独立主体的兴起，随着个体化和现代化的推进，个体本位与家庭本位出现了冲突。在《倒立的中国家庭:21世纪早期的代际互动和新家庭主义》一书中，他又提出了新家庭主义，新家庭主义已不再围绕祖宗崇拜，家庭利益也不再是光宗耀祖、传宗接代，有了一种全新的成功标准，可见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中国人的“家”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一直是学界关注的话题，但很少有研究从丧葬改革与生命秩序的角度切人，探讨这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