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往往以转型的视角去探讨传统世界向现代世界的转变 C transformation。韦伯认为，在现代社会的转型中，社会结构运行机制的普遍价值具有理性化的转变趋势:传统的领袖权威被消解的同时，现代的法理权威得以建构，形式理性的社会价值观念为科层制的产生确立基础。“分化”或“功能专门化，，是社会学界对现代社会较为普遍的定性。作为现代社会的参照物，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基于普遍的认知范畴，包括时间和空间等最基本的要素，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此外，空间与地点的协同，使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都受到地域性活动的支配。而在现代社会，时间与空间都存在着“虚化”的趋势:时间被精细计算与分割，以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空间(space和地点(place则开始分离，社会的行动、关系与实践，产生“脱域”C disembeding)的倾向，即从地域化的情境中抽取出来。因而，本文认为，在社会的现代性转型中，丧葬仪式的“脱域”也是一个重要的转型学(Transitology)范畴的问题。

                         苏州名流园,上海公墓

    尽管国家对死亡仪式的信仰与操演的结构进行标准化改造并没有完全压制社会内部多样性的仪式实践，国家针对仪式的裁撤(deritualization)和重整  C reritualization)过程，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在当代中国社会，尽管缺乏具有宗教信仰的公众仪式，但依然存在着大量的公共性的仪式，这些仪式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并与中央政权的政治目标有着直接的关系。制定针对死亡仪式的公共制度，是国家对死亡仪式进行技术化权力控制的具体实践。社会结构支配着人们智识深处的分类体系的构建，事物的分类，都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与制约，一旦破坏了既有的分类体系，则将会形成观念结构断裂的紧张，以及脱离社会结构的无秩序感，这种游离与失序的困局，将导致观念层面的不洁感。在弗洛伊德看来，文明是“卫生一秩序一美好”的结合体。这种对洁净的强制观念，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话语，被运用到16世纪的巴黎市政管理之中。公共制度介入私人卫生事务，以家庭为单位对污物进行驯化。在现代性的文明世界中，城市，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结构实体。纵观历史，死亡仪式的公共制度的形成与城市的文化结构存在紧密关联，相关讨论主要集中于城市卫生制度的个案研究。

    以往的近现代城市史研究，将城市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对象，研究其在历史格局中的地位沉浮，并未从城市的内部结构进行考察。针对城市死亡仪式沿革的研究，或将政府与地方社会置于相对的立场，强调政府在死亡仪式习俗改革中的文明话语与行政手段，以及地方社会内部对地方信仰实践的保留，及其所形成的改革阻碍;或强调政府行政资源的网如与政治军事因素的干扰所导致的死亡仪式改革滞后;或强调政府在死亡仪式改革中所宣扬的象征公共理性的政策、话语和理念，对转变地方社会传统死亡仪式信仰的影响，并强调官方所确信的政府与地方社会的正面互动，此类研究并未论及以政府行政权力为代表的国家力量与以城市空间为场所的地方社会的各自结构与两者关系，也并未厘清国家针对死亡仪式改造的具体权力运行机制以及所隐含的社会结构的变迁。安克强  C Christian Henriot)梳理了清末民初至1949年的上海城市卫生史，从历史社会学的分析路径，考察了上海近现代都会史中的死亡管理:由于上海人口的高度异质性与流动性，以及政治环境变迁所导致的战争与人口迁移，流民、难民以及贫民的露尸和浮枢，促使死亡问题在城市公共领域被问题化。上海在殖民历史中所引入的西方城市管理技术影响了历届政府对死亡管理的政策取向与具体操作。与此同时，地方性的贩济与慈善组织对政府的死亡管理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此外，在安克强的研究中，上海在殖民时代的公墓运作，是在一套基于种族国别与政治经济格局而划分死亡安排等级的空间权力运作。基于福柯所提出的空间与权力互为派生的视域，杨念群对20世纪初的北京的城市死亡卫生体系，进行社会生活史层面的研究。杨念群认为，在北京的地方性社区中，既有的死亡仪式专家主导了社区内部的死亡事务的处理规范，然而，随着现代性的国家管理技术的形成，权力被知识所改造，形成权力的技术，死亡事务的管理逐渐被现代性的权力技术所支配。在Martin K.Whyte对共和国时期的死亡仪式改造的研究中，政府的政治观念与意识形态，在影响社会制度的同时，将影响既有的死亡仪式的信仰和操演。政府所推广的无神论以及理性务实的信条，冲击着传统的祖先庇荫的死亡仪式观念;城市社会内单位制的嵌入以及城乡差距的产生，削弱了宗族和家族的影响，个体的社会生活被纳入到以单位制为表征的政府权力的组织网络之中，个体与单位、党和国家的关系被强调，并在死亡仪式的裁撤与重整中体现。而在传统社会关系被保留、火葬基础设施薄弱的农村社会，存在着死亡仪式的传统倾向与地方分化。然而，政府对国家元首的遗体处理方式与其所推广的死亡仪式的公共标准不符，并且是对传统政治符号的具身实践，这将在无形中强化社会对过往文化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