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庙的祭祀符合“天人相感”中“顺天命”的要求。董仲舒在明确“天地人”三者为万物之本后，就指出:“明主贤君，必于其信，是故肃慎三本:郊祀致敬，共事祖称，举显孝梯，表异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末躬耕，采桑亲蚕，垦草殖殷，开辟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所以奉人本也。”也就是说事奉先人庙堂已经被纳人“奉天”的具体内容，“祭祀先祖”这一行为本身就是“感知天命”后“顺天命”的行为之一。我们知道，“君主法天”“顺天命”等都是为了巩固政权稳定、维护国家统治，而若君主违背“天命”，自然会受到惩罚。既然“祭祀祖先”也是“顺天命”的一部分，那么如果不祭祀宗庙，自然也会受到惩罚，故《汉书·韦贤传》中就记载:“礼有所承，违统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佑，鬼神不飨。”而若“永保宗庙”则可“与天亡极，群生百神，有所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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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种宗庙祭祀的行为，自秦始皇在帝陵旁边设立宗庙开始已经成为天子“应天命”的手段之一，蔡琶《独断》中记载:“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而汉初大多制度承袭秦制，到汉惠帝时期，宗庙祭祀成为定制，《汉书·韦玄成传》也记载:“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又园中各有寝、便殿”。之后，汉元帝推行宗庙制度改革，到东汉时期已不再是“一陵一庙”，而改为以太庙为核心的“同堂异室”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宗庙制度虽然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和改革，但是也只是改变了宗庙设立的外在形式，其祭祀的功能性却从未改变过，即以祭天、奉天的方式，表达对天命的畏惧和顺从，同时，也向臣民表示其顺应着天命、享有着天命。

    除此以外，考古发现，自西汉初期开始直至东汉末年，贫穷百姓虽没有财力支撑其设立庞大的宗庙，但在坟墓旁边亦有用于祭祀的宗庙象征物。在思想朦昧的早期封建社会，如此广泛的仪式现象，象征着传统人民对先祖的美好期许，即宗庙与祠堂的祭祀承载着后代愿先祖升天成仙的寄托。在秦汉时期，由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家将“天”神化认为“天者，百神之大君也。”而“百神”就是秦汉时期人们认为人死后可以升天成神的动力源泉，《汉书》中也不乏关于死后成“神”的信仰的记载，如西汉的石庆、胡建、段会宗，东汉的岑彭、祭彤等等。《汉书·王莽传下》引用《紫阁图》中的话，日“太一、黄帝皆仙上天，张乐昆仑虔山之上。后世圣主得瑞者，当张乐秦终南山之上。”《汉书·元后传》也说“此汉家宗庙，皆有神灵”。人们心中的这一寄托，促使人们在设立宗庙、祠堂时，在内壁画上留下各种神仙世界的画作，如在祠堂东壁刻画东王公神仙世界、厄厨、乐舞和树下射鸟;祠堂西壁刻画西王母世界、刺客、战争;祠堂后壁刻画祠主接受仆役或宾客拜渴等生活场景;祠堂横梁处则刻画祠主升仙、辟邪和神话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