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民国时期的黎人来说，举办一场丧葬仪式，既是对家庭经济能力的重大考验，也是对社会财富的一次巨大消耗。无论家庭贫富与否，大操大办、不计成本的“隆丧”习俗已成为这一时期各地黎族丧葬的共同特点，“黎人之于丧事，其所耗费较之婚事尤多”。

                       苏州公墓,苏州墓园,苏州名流陵园,

    就家庭经济负担而言，丧家不仅要支付制作棺木、寿衣、陪葬品、延请道公做斋叫鬼等费用，要宰猪宰牛、杀鸡备酒等祭奠死者、举行盛大宴会款待前来帮忙料理丧事和吊唁的村民、亲友等人。这类宴会活动往往参与人员众多，亲戚朋友可“任意携带朋友到丧家吊唁”，而且持续时间长，甚至死者下葬后很长时间仍要进行，如通什等地黎族“丧家从丧日起，在第一、七、十一、二十一、六十一等日，都要杀鸡煮粥，请全村群众来吃粥，碗内都放一些肉”，常导致“家有死亡，往往耗其盈岁之蓄积”。就社会财富消耗而言，每逢丧葬，不仅是对丧家物质财富的消耗，也是以丧家为中心的社会群体物质财富的集中消耗。“亲友之来吊者，多以猪酒，其富者有者或以牛祭……黎人之治丧，不但丧家须充分供给来者之酒食，而其亲友亦皆致送米酒猪羊等以为奠。”闯“亲友邻里各赠牛、猪、羊、酒、米等作为奠仪。”“亲戚之富者先送牛，次送猪羊酒米。”通过这种形式消耗的财富价值是非常巨大的，一些地方的黎族，死者居住过的房屋也要毁掉。据史图博记载“有时在一次葬礼中要杀掉成百头水牛……(潘阳)那益死人的房屋要毁掉，如果一年之间死了很多人就要毁掉许多房屋。”

    然而，巨大的经济压力并没有影响黎族这一丧葬习俗的发展。无论家庭贫富，虽有困扰，但都要想办法完成。“贫者则多先营埋葬，追家道稍丰乃行补做。”“故死后之八日内，丧家实有人满之患。虽不胜其扰，然必得尽量供给，不足，则借贷以济之，故家有死亡，往往倾家破产以治丧，相习成风而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