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葬礼仪是人们集体性外在形式的操作文化，必然会随着时空有所发展与变迁，同时存在着因袭和转换两种文化表现形态。

                        苏州公墓,苏州墓园,苏州名流陵园,

    赵忠波(2007)通过对四川宋墓的考古学分析，论述了宋代葬制葬俗向“世俗化、现实化、功利化”的转变特征，阐述了引起转变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四个方面的原因;陈江(2006)通过对比明代中晚期与之前的江南人家治丧礼仪，揭示了其中违背旧礼，无视禁令，铺张、奢华、佛教活动盛行的现象;梁景和(1997)论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的新式丧葬观(从简、火葬、短丧、节俭)和由此带来的大城市丧葬礼俗的变革;严洪昌(1998)探究了民国时期的新式丧礼，但是遵循者很少，他认为传统葬礼时有回潮的原因有:风俗习惯的传承性、传统仪式中信仰和观念变更缓慢、强大习惯势力的作用、官方没有广泛宣传;徐吉军(2012:535一541)在《中国丧葬史》一书中同样分析了民国时期丧葬礼俗新旧并用的现象:一方面仍以传统丧葬礼俗为主，但已明显呈现出衰颓的迹象;另一方面，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影响下，已开始采用新式丧礼;欧爱玲(2013:117一158)回顾了广东梅县月影塘村毛泽东时代前后的丧葬习俗，她认为尽管丧葬仪式外部形式有了很大改变，但是村民们对于举办丧礼的动机和丧葬习俗中包含的价值观念仍具有一定的延续性;魏林(2010)则分析了多民族村落丧葬仪式中发生的不同民族文化的互动、交融来揭示多民族村寨文化涵化和文化重构的模式及规律。还有学者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吴鹤群，2014)、社会性别分工和社会流动(潘云峰，2013)等方面探究丧葬仪式变迁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许多地区强制推行土葬改火葬的殡葬改革，造成了国家法律与习俗相冲突的情形。国家设置了一套话语将火葬与文明、节俭、先进、科学相联系;土葬与愚昧、浪费、落后、迷信相联系，然而民众并不理解，依然企图通过偷埋、给知情者送钱等方式逃避火葬，国家法律没有达到预期目的(郭星华、韩恒，2003);陈华文(2006)在《殡葬改革与农民利益》一文中通过对温州文成县殡葬改革前后费用的对比，发现殡葬改革中减轻农民负担、节约资源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出于对农民利益的考虑，他提出了重视民众的选择、改变殡葬业的垄断经营、厚养、薄葬等对策。他在《吴越的丧葬文化》(2008:248一266)一书中也论述了吴越地区殡葬改革的必要性;董磊明、聂良波(2007)详细考察了鄂西南一个村庄殡葬改革前后传统丧葬习俗的变迁，从社会学功能主义的视角分析了在传统习俗中建立的农村社会良好的秩序状态如何被殡葬改革所破坏，也探讨了在市场经济影响下重建秩序和恢复均衡的可能以及对农村相关改革理念的反思。

    台湾学者郑志明(2012:381)认为新时代的生活方式不仅导致社会结构、人与人之间互动的伦理模式的大变迁，人们对生命的存有的体验也逐渐丧失终极的信仰关怀，殡葬活动早已缺乏文化教养的礼仪精神，逐渐被简化与忽略。他揭示了当代殡葬简化、庸俗化和商品化的现象，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