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有比较多的文献对中国少数民族丧葬文化展开了研究，如和少英在《逝者的庆典:云南民族丧葬》一书中指出，丧葬仪礼的文化功能，一是在“孝道”方面对于年轻一代的教育，和对于本民族文化的积极传承;二是对社会群体内部关系的协调，例如个人家庭、所在的家族、不同地区的村寨和社区关系的协调。侯晓琳(2011)指出了各民族社会生活的差异性对丧葬民俗文化的构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张建军(2007)，李彬(1994)，郭立新(2005)等都是对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进行了介绍同时对隐藏在丧葬文化背后的文化功能进行了分析研究。郭培颖(2017)指出各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不尽相同的，每个民族的丧葬习俗都会反映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各个民族的丧葬习俗也是大不相同，文化是民族精神最为本质和集中的体现。

                          苏州公墓,苏州墓园,苏州名流陵园,

    丧葬习俗在同一民族的不同地方也会有不同的体现形式。彝族的丧葬习俗反映出死亡在彝族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折射出彝族人民的宗教观、灵魂观、民族观。而一种习俗的形成会受到来自历史、民族、政策等多重方面的影响(刘漠楠，2019)。如信仰基督教的苗族村寨，因为受到基督教教义的影响，国家法得到了很好的实施。(郭艳，2017)指出宗教信仰文化对法的实施有积极的影响。米淑琴和贾民庆(2013)展现了垣曲地区特有的民俗风情，也展现了垣曲殡葬文化习俗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传统的孝爱美德，蕴含着孝敬父母、崇拜祖先的人文教育意义，更体现了热爱生命、珍惜生命的哲学内涵。

    部分学者也着重对少数民族的丧葬文化起源、制度和传承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如吴正彪和班由科(2010)指出，在早期的人类学研究中，仪式与神话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透过对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四大寨乡这一社区苗族丧葬习俗的描述与分析，用本土化的理论剖析了“仪式”、“神话”和“社会记忆”等概念，并通过苗族的丧葬仪式和“亚鲁王”神话的文化建构，展示族群远古时代历史过程的社会记忆。李岑(2010)通过系统的分析湘西土家族丧葬文化起源、制度及表现形式，以蕴含在湘西土家族丧葬习俗中的伦理价值为核心，阐释了湘西土家族丧葬仪式所具有的灵魂对话和阴阳交流的社会功能，挖掘出了包含在这种丧葬文化中的伦理意蕴。翁亚雯(2016)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通过对浙西地区建德市乌村丧葬文化的调查，考察传统丧葬文化在今天的农村社会所具有的死亡教育、孝文化传递、满足个人情感和社会交往需求、维系生活共同体等功能和作用，揭示丧葬文化传承的原因在于文化的沿袭性和功能的有效性使其至今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并且提出重建现代丧葬文化和改革殡葬。陈琳(2016)通过对湘西苗族“巴代”及音乐的概述、内容分析以及唱腔的本体分析，从传承和保护的角度出发，对湘西苗族“巴代”音乐具有的社会现实意义进行详细的分析，最后提出了个人建议性意见，也呼吁大家一起将这份文化传承下去。冷红豆(2017)指出鄂西南地区的丧葬法事是这一地区传统少数民族丧俗在外来汉民族丧俗的影响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的丧葬仪式，是一种在传统丧葬习俗的基础上，吸收道教、佛教以及儒家思想而形成的内容较为完整的一套民俗活动。其主要目的在于悼念亡者、祈福后人、并通过道教的科仪、经文以及佛教的装束、法器等等形式来表现。

    也有不少学者对少数民族丧葬的文化变迁开展了研究，如张宇(2010)分析了影响西双版纳馒尼人丧葬等级的原因以及引起丧葬文化变迁的因素。梅军(2012)分别从准备阶段，议程，时间等方面对土家族丧葬文化变迁进行分析。王三星和叶良均(2017)通过研究皖北X农村的丧葬文化变迁，从其发展和特点进行分析，最后得出总结为丧葬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应积极寻找丧葬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点，用先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当前皖北农村丧葬文化的改革提供可行性的建议，对推动农村丧葬文化改革、建行新农村文化建设以及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张岩(2010)通过对南溪村寨丧葬礼仪变迁的分析，从其三个变迁阶段和变迁的两个方面，最后得出本土传统文化将走向调试后的多元，也应该多向这个方面进行发展。王斌(2017)通过对久安乡苗族丧葬习俗做纵向比较，对其主要的丧葬类型与传统丧葬过程以及丧葬习俗的变迁与调适理清文化变迁脉络，得到变迁发生的原因是由于当地苗族长期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和现代社会经济模式对传统丧葬文化的冲击造成。巫达(2017)指出凉山彝族“灵魂观”和“疾病观”的改变推动了彝族丧葬文化的变迁，外部动因是族群互动及国家政策的影响，当代的彝族丧葬文化出现了变异，体现了传统与现代杂揉的“克里奥尔化”，呈现出“散逸的现代性”特点，但是其内核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是一种变异中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