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南丧葬锣鼓之所以不同于晋南的威风锣鼓、绛州锣鼓，其主要区别不只在于其乐器使用、乐队编制、乐曲结构等方面的不同，而在于丧葬锣鼓的使用场合及其在社会中的功能方面。

                             苏州名流园,上海公墓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晋南地区的每个村庄中，几乎都有一支大小不等的锣鼓队伍，据不完全统计，仅运城市本地30人以上的锣鼓队伍就达千支以上，仅盐湖区就有百支以上，全市锣鼓队伍的总数超过10万人左右，占到全市人口的2%,这就是说晋南地区的锣鼓队伍之大，人数之多，乃全国之最。锣鼓音乐在丧葬仪式中必不可少的使用，为当地锣鼓音乐的普及提供了使用载体。在笔者采访的西姚村，会敲锣鼓的民间艺人占到全村人数的10% -20%。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的锣鼓队中，全是男队员，如从这个角度来说，会敲锣鼓的人在男性村民中的比例会更高。

    在丧葬仪式中使用的仪式音乐根据其报酬与地位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丧葬锣鼓，服务于本社区，不收取任何报酬，社区地位较高，在丧葬仪式前需要丧家和“乐人”一起“请锣鼓”或“迎锣鼓，’;一类是以乐人为代表的，包括管乐、架子鼓、河南乐队及外社区的锣鼓。他们的报酬根据其班社的规模、技艺等方面，一般为800 -2000元不等。

    历史上丧葬锣鼓在丧葬仪式中绝不收费，且以给钱为耻。当地的俗语‘能叫得起乐人，请不起锣鼓”，意思为:乐人因为收费，以赢利为目的，所以只要给钱就可‘叫”来;而丧葬锣鼓队员因为不以赢利为目的，且不收费，更关注的是‘人情”，如果丧家平日与丧葬锣鼓队员关系处理不好，则是‘请”不来锣鼓队的。

    以前，丧葬锣鼓队员在进行丧葬仪式时要‘破号”，即戴孝帽，但近年来丧家多提供的是白洋布或白毛巾，锣鼓队员多不直接戴上，而是绑在头上、手腕上，或搭在脖子上。完成丧葬仪式的义务后，得到的报酬是‘打散}，即丧家把丧事中的模、菜、点心、麻花等食品分给所有帮忙的人。也就是说丧葬锣鼓队员是不计报酬，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和丧葬音乐中的乐人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在老百姓的意识中，丧葬锣鼓不挣本社区人员的钱，也是丧葬锣鼓地位高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万荣、临椅一带丧葬锣鼓队仍然不收费，而是象征性的每次给每人一盒烟(价格为1元左向，事主经济较好，也有再请外村锣鼓队，外村的锣鼓队是收费的，一般30人穿古装收费500 -600元，50人则收费1000元左右。本村锣鼓队应事主要求有时也穿古装，但因古装为大队(当地人对村委的旧称)投资购买，故需另与大队协商。盐湖区西姚村是每次给锣鼓队员一盒烟、50元红包(因为现在锣鼓乐器多为农民个人购买，50元是乐器的折旧费用)。

    丧葬作为一种仪式与锣鼓作为一种音乐的结合—丧葬锣鼓音乐就具有了仪式音乐的功能与作用。“仪式音乐是在形式和风格上与特定仪式的环境、情绪、目的相吻合的，可以对仪式参与者产生生理和心理效应的音乐。仪式音乐形成于特定的社会及其文化传统，并依存、归属和受制于其社会和文化传统。仪式环境中的各种声音都可能具有‘音乐’的属性而成为仪式音乐研究的对象。”曹本冶提出“仪式音乐，"( ritual music)的概念，把民族音乐学中的主要观念之一把音乐放到所处的文化背景中”(music in culture)具体到中国社会的特定环境中。丧葬锣鼓与民俗活动紧密相连，因此也就与一定的时间、空间有关，离开了特定的人民主体和特定的地理环境、文化环境，其意义和价值就可能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