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地区明清时期丧葬仪式出现奢靡现象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社会风气趋向奢靡，丧葬仪式也渐趋奢靡。《明代社会风俗的历史转向》一文中就指出，当时明朝时期以正德年间为界限，前期国家整体俭朴、守成，之后浮现一种追求奢靡生活的整体节奏，这种情况的出现体现在丧葬事宜中即是厚葬奢靡之风的出现。作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两个王朝，各行业发展都达到了巅峰，“闭关锁国”等负面政策的出现就是最大的例证，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了广义的人民富足，这就在经济和物质方面为厚葬形成了重要基础。

                              苏州名流园,上海公墓

    临汾地区明清时期的丧葬形成厚葬与薄葬并存，循礼与违礼现象共生的多重丧葬局面，依汾河划分，东部多厚葬，西部多薄葬，现今临汾市所在地明清时期用于丧葬之上费用颇多，“故多者逾百金，少者亦不下数金。”曲沃县中“群然华侈相尚，靡所底止。”乡宁县“丧葬之礼大率皆踵事增华而拒费。”更有赵城县的“必以鼓乐。”西部多俭葬，((州志》记载婚姻丧葬等收到邻里的帮助才能完成，完成也只是几天就结束丧葬的事宜。婚姻丧葬邻佑相助。吉县《严宜人墓碑》记载当时经济贫乏，对丧葬事宜更是无力置办，“现因资斧乏缺，无力归葬，暂卜莹兆。”这是在当时的经济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奢靡与俭朴形式。

    奢靡之风体现在不同的方面。霍州出土碑刻《李诊庄村立婚丧事各役身钱开销规程碑记》记载当时婚丧开销，“一鼓手乐工。遇婚丧事，身钱各依本村旧规，良四分，门前伺候，管早饭午饭，动荤者，与荤菜一碗，蒸食足用，折酒钱二十文;动素者，与素菜一碗，蒸食足用，无酒钱。俱无开销。早饭后出殡者，只管早饭，无酒钱亦无开销。至拎送帐迎祭对礼，俱依旧规。”可见当时的丧葬团队己经初具规模，通过成员组成也可间接说明临汾地区的丧葬相关开销较大，丧葬团队的完备是其奢靡形式之一。“槐治棺掉、衣袅尽厥美……厚治丧具，华其事。”在棺掉、衣物等丧具上充分准备，尽其力，将丧葬准备到最为充分，通过对其物的重视程度体现丧葬之繁，花费之多，形式趋奢靡。其丧具准备之厚更是奢靡之状。《乡宁县志》中所载奢靡更多的体现在题主、祀土、墓志、随葬品、鼓乐、仪仗等形式繁杂上，“今风俗小变矣，丧葬之礼大率皆踵事增华而拒费，尤在将葬曰:题主也，曰，点主也，曰祀土也，曰墓志也，曰佛事也，曰官吊也，曰明器也，曰音乐也，曰厨供也，曰仪仗也，所费俱不资，而于死者有丝毫之益乎，生者竭力为之，至于破产死者安乎。”证明当时在丧葬形式上颇具重视，丧事之家因冗杂的丧葬程序及其花费对其财产造成一定的影响，更有甚者因其破产者也有之，但此行为对死者没有丝毫的益处，也并不能给死者带来心安，是生者在丧葬上的陋习。不管是在人员参与、丧具准备及丧葬流程中无不体现其厚葬奢靡之风。

    而行奢靡之风者多为商贾之人，由于社会阶级的不同，思想观念的不同也是的在对待丧葬上的俭葬还是厚葬有所区别，一般相对于传统绍绅之家更多的是遵循传统的俭葬，而对于商贾以及民间百姓来讲则更多的倾向于厚葬，有浓厚的奢靡之风。“今士大夫家，咸知循礼法，刘繁芜。一切烙遵文公家礼，绝无饭僧追荐诸事，而商贾贩竖，群然华侈相尚，靡所底止。”奢靡的风气一时难以改变，说明在商贾之间所形成的厚葬奢靡之风己经流传己久。其次行奢靡之风与孝道相关，赵城县志有所记载:“日必多延吊客，莫物收丰恶菲，送殡必以鼓乐，非是谓之黑葬，为不孝。”即是在丧葬中若无吹奏等则是对亲人的不孝，丧家被冠之不孝之名义，更是助长奢靡之风的行径。故而这一时期形成奢靡之风是由经济及道德双重压力下形成的丧葬形式。

    临汾地区丧葬中的奢靡之风是在儒家丧葬基础上所形成的违礼现象，但除奢靡之外，更有较礼制丧葬俭朴之面，汾西县及瞩县因经济原因造成的贫苦在丧葬中体现出极为简朴的丧葬形式，瞩县地区在丧葬时更是需要邻里乡民进行资助才能完成最为俭朴的丧葬模式，《明会典》记载有“士庶丧礼，各称家之有无以为厚薄。”这也是在临汾地区丧葬形式中的完美体现。故而临汾地区在奢靡之外还有俭朴之存在，但因奢靡特性较为突出，在此对奢靡做详细解读，使其作为违礼之一大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