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有云:“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礼记》中也说:“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孝贯穿生命的始终，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绵延至今。宋王朝讲求“回向三代”、“以孝治国”，因此民间士庶均十分重视孝养亲长，极尽孝亲之能事。宋初，报父仇而不遁去的李磷就曾被太祖皇帝亲自开释嘉奖，弃官寻母的朱寿昌、涤亲溺器的黄庭坚、刻体奉母的孙之翰也都自出两宋时期，并为后人所仿效，更有岳飞“尽忠报国”以显岳母之贤，留下了岳母刺字的典故。但行此非常之事敬孝父母的机会毕竟不多，亦非常人之所能为，日用行常中的孝梯贤良若无人宣传，则只能成和睦之家而非孝子之名。也正是因此，贵尽人间的丧祭之礼也就被当作是孝子之行的最直观体现，家有资材者多竭尽全力以厚丧厚祭。同时，由于天堂地狱观念在民间的广为流传，“事死如生”的传统也愈加世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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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铁论》中曾讨论汉代厚葬情状:“古者，瓦棺容尸，木板里周，足以收形骸，藏发齿而已。及其后，桐棺不衣，采棺不祈。今富者绣墙题凑，中者梓棺梗梓，贫者画荒衣袍，增囊堤臭。古者，明器有形无实，示民不可用也。及其后，则有酶酿之藏，桐马偶人弥祭，其物不备。今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古者，邻有丧，春不相柞，巷不歌谣。孔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今俗因人之丧以求酒肉，幸与小坐而责辨。歌舞徘优，连笑伎戏。……古者，事生尽爱，送死尽哀。故圣人为制节，非虚加之。今生不能致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故黎民相慕效，至于发屋卖业。”宋朝时，人们有鉴于前代盗墓风气，在厚葬上较桓宽之言有所收敛，但厚葬乐丧的习惯依旧得以保留，还添入了一些新的元素。欧阳修记载:“阂俗重凶事，其奉浮屠，会宾客，以尽力丰侈为孝，否则深自愧恨，为乡里羞。”在厚置丧具的同时，此时的民间还有以斋会“做七”的习俗，即在先人过世后第七日斋僧会道，为先人诵经祈福，盼其往生天堂，家有余财者甚至会设水陆道场，邀群僧毕至，更有甚者，丧祭礼中佛事不断，三日、七日、七七日，百日，周年，再期等日均斋僧设蘸，数十或百余僧众同颂佛号的场面十分壮观。“庆元四年二月十六日，饶州天庆观设黄策大酷，募人荐亡，每一位为钱千二百，预会者千人。”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娱尸乐丧的习俗也风行于世。“初丧作乐以娱尸，及殡葬，则以乐导颠车，而号哭随之，亦有乘丧即嫁娶者。”从司马温公言语中可看出当时存在丧歌随葬的情况。丧歌盖出自春秋挽歌，据谭达先先生考证，《诗经》中即有三首挽歌，汉初也有哀切之劳歌以为送终之礼。在《思陵录》中也留有“挽郎沿路歌挽章”的句子，由此可知宋时已有以歌送挽的习俗，挽郎也在导灵之外增加了唱诵挽歌的任务。这些热闹非凡的丧葬礼仪与儒家古礼，极不相称，也遭到了许多士大夫的反对与批判，但在民间极有市场，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丧礼的隆重与否已经成为当时邻里考察孝行的重要依据，人们以此来博得孝子之名，徽宗时“八行取士”更是赋予其合法性，为此，人们甚至不惜僧制越礼，另一方面这也体现出当时民间仪节世俗化娱乐化的思想倾向，成为人们逃避生死困境的一种消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