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用盛大的葬礼以资孝行的现实需求外，宋代民间的丧葬仪节也反映出了其对阴界生活的理解和想象，这一点，在筹备葬具、择选山陵上有充分的体现。通过考察现有的考古发现，可以看出宋人将世间生活的奢靡取向，投射到了黄泉之下的幽冥之地，并为“孝”的概念增添了一层新的含义一一丧则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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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唐五代的混乱局势使得一些宵小之辈以盗墓为生，各类明器的大量出土甚至促进了宋代金石学的繁荣发展，可见盗墓的严峻形势。在这种情况的迫使下，宋人开始减少额外备置葬具的数量，除将墓主生前所用之物陪葬外，大面积以纸明器代之。赵彦卫《云麓漫钞》载:“古之明器，神明之也。今之以纸为之，谓之冥器，钱曰冥财。”“明”到“冥”的转变，意味着宋人思想观念也随之转变。

    根据徐吉军先生的考订，宋代的纸明器“大致有纸钱、纸人、纸马、纸房屋、各种纸质服饰等”。纸能够祷谢攘拔，死者能通过纸来接受生者的供奉，人们在丧祭之时制造精美的纸人车马、日常用度，于墓前或旷野烧之，以供先人死后使用，吊丧诸客所赠的帽赠中也出现了纸明器的身影，为此甚至出现了专门制作并出售纸质明器的匠人和商店，“岁旦在迩，铺席有货，画门神桃符，迎春牌儿，纸马铺印钟馗、财马、回头马等，馈与主顾”。可见当时在人们心中，先祖亦属于家庭中的一员，他们的生活所需也是孝子必须要予以考虑的，他们虽于阴间生活，但其所用亦拟人间之物，出入乘车，花费需币，甚至也和生者一样辞旧迎新，这是生者的日常生活，而不是讳莫如深的禁忌之事，也正是因此纸明器才能被当成新年贺礼回馈主顾。当时还有些人在生前就为自己储备冥财，以防无后或后代不肖，也就是所谓的“受生寄库”。“鄂诸王氏，三世以卖饭为业。王翁死，温独居不改其故。好事佛，稍有积蓄则尽买纸钱入僧寺，如释教纳受生寄库钱。”由此可见，佛教广布也是宋人好用纸明器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

    除纸明器外，火葬斋僧的丧祭仪节的出现都可能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受生寄库将现世生活和死后生活联结在了一起，甚至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先人会因冥界生活之不足而向阳间提出要求。《夷坚志》甲卷中便记载“晏氏求裨”之事:“既死，犹以时节祭之。常见梦曰:‘冥间甚乐，但衰老须人挟持，苦乏使耳。其家为画二妇人焚之。”可见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阳间和阴间并不是完全隔断的，是能够通过梦和纸这种充满象征意义的形式来进行交流的，或可看作是通过“气”来相交通的。风水堪舆的盛行也能很好地证明这一点。

    宋朝是我国风水堪舆理论发展的重要节点，这得益于人们对丧葬的普遍重视。在丧祭礼仪中，通过风水堪舆之术来择吉避凶，安葬先人、造福后代的情况十分常见。朱熹在上书议孝宗皇帝陵的奏章中，就记述了当时民间风水盛行的情况:“士庶稍有事力之家，欲葬其先者，无不广招术士，博访名山，参互比较，择其善之尤者，然后用之。”先人墓穴被称之为“阴宅”，人们在为先人择选墓地时十分谨慎认真，寻得后还会以“买地券”求得此穴的合法性，上告神明，祷其保佑。寻而不得时甚至会因为无风水上佳的墓穴而缓葬其亲，或停枢不葬。在人们心中，阴宅的好坏不仅关系着先人的安宁，还关系着后代子孙的祸福，北宋方勺所著《泊宅编》中便曾记此类故事:“会稽山为东南巨镇，周回六十里，北出数垅，葬者纷纷，得正垅者，赵、陆二祖坟而已。二坟同一山，下瞰鉴湖，湖外有山，横抱如几案，案外尖峰名梅李尖，地里家谓之‘笔案’。陆氏葬后六十年，生孙佃，为尚书左承。赵氏葬八十年生曾孙扑，为太子太师。自是陆公赠太保，赵公赠少保。”因先祖得葬风水宝地，先祖之气得以庇佑子孙，使得后代官运亨通，尽享富贵，先祖也能获得追封，获得现实的荣耀。书中所写，虽一家之言，但也反映出了人们对风水堪舆的迷信程度。

    但民间对先祖之气的理解较为肤浅，对魂灵的看法也十分混乱，除事之以爱敬，葬之以求福外，人们也对这种无法感触之气也充满了恐惧。通过“避煞”这一葬祭仪节切片，就可见一斑。“避煞”初现于唐朝，流行于两宋。南宋洪迈在《夷坚志》中记载:“江浙之俗信巫鬼，相传人死则其魂复还，以其日测之，某日当至，则尽室出避于外，名为避放。命壮仆或僧守其庐，布灰于地，明日，视其迹，云受生为人为异物矣。”通过考究以上风俗可知，整个丧礼的过程就是既死之人逐渐从生前之家转移到幽冥府邸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与死的界限逐渐鲜明，等到丧者既葬，生死既明，就只有魂能来往生死二界，家族的先人名字也变成了“鬼”这个能够唤起人们无限恐惧的字眼，人们对其的看法也就发生了改变，当地府之鬼回到人间时，隔阂与恐惧就挤占了温情的地位，成为了一个需避之煞。而这种混乱的思想观念在现实的实践中往往会因为无法说清而成为避而不谈的存在，这也就让人们将礼之文列于礼之本之上，甚至为其赋予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