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素来被称为礼仪之邦，对人们的主要生活领域有着一定的礼仪规范。这些仪礼规范是人们的行为准则，需要人们遵守照做，一旦不遵循这些仪礼规范，就会受到人们的批评指责，它对人们的行为具有重要的约束作用。同时，中国自古以来也是一个讲孝道的国家，《论语·学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苏州名流园,上海公墓

      “孝”是对一个人的道德的重要的衡量标准。看一个人是否孝顺，丧礼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标准。所以人们普遍重视家中老人的丧礼，这关乎丧主一家人的名誉问题。重视丧葬礼仪本身无可厚非，但是不顾自己的实际情况过度重视形式就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民间习俗在举办过程中容易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特别是攀比之风。

    根据《昌乐县续志》的记载，该地遇到丧事时，“至若鼓吹鸣炮喧厄不己，张棚结彩，劳费不货，又古人所谓夺哀情放美观之备，破恒产为耀野之资者，非于慎终。”

    丧礼上请锣鼓乐、鸣炮、搭棚结彩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造就的如此热闹景象，早己与“慎终”的古老礼义背道而驰。这也反映在当下的现实生活当中，新闻报道中农村丧礼宴请花费严重、城市“天价墓”等现象早己不是稀奇之事，这些给丧主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甚至人们直呼“死不起”。这一方面是殡葬商利用人们的孝心从中渔利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人们出于孝心过于讲求形式、讲排场，礼本身就具有表演性、象征性和程式性，人们在孝心的驱使下容易流于形式、讲排场。这需要人们从内心深处进行反省，需要整个社会认识到丧礼之中最重要的是哀情之至。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可见，在孔子看来内心的哀情显然比表面的礼仪更重要。

    在丧礼进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用到助丧之人，需要用丰盛的宴席来招待他们，灵棚的铺陈极为隆盛，丧礼之上请两队乐队，每当有吊唁之客到灵前祭奠时，锣鼓喧天，炮声齐鸣，可谓隆重至极。即将下葬时，需要执绑者前来帮忙，宴请他们同样需要一笔不小的花费。关于居丧期间的饮食状况，周代丧礼中的规定与现当代的丧葬习俗有着明显的区别，周代丧礼明确规定初丧的前三天，丧主一家不能饮食，三天之后七天范围之内可以饮粥，七天之后可以吃瓜果蔬菜，居丧期间不准许喝酒吃肉，也不允许歌舞作乐，只有丧主身体不适的情况之下，才可以喝酒吃肉，更不准许海吃海喝，海吃海喝不仅与丧葬严肃的氛围格格不入，而且造成丧主巨大的财政负担，这是在周代丧礼之中决不允许的。有的文献记载古代有在墓祭时宴请亲朋好友，这也是三年之丧之后的做法。在服丧期间喝酒吃肉的做法可能是行不通的。现当代丧葬之礼中存在的鼓乐喧闹现象也是周代丧礼中未有的，相反，周代丧礼整个过程是非常安静肃穆的，只有在谭祭之后才可以重新歌舞作乐，所谓“废乐三年”。与现当代的丧礼形成鲜明的对比，现当代的丧葬习俗日益呈现出低俗化趋势，据网上爆料: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家在老人死后演奏《好日子》等流行歌曲，胡新生在《礼制的特性与中国文化的礼制印记》一文中直言不讳地论述道:“其实完全破坏了丧礼应有的肃穆与庄严……缺乏尊重死者灵魂之心，矫情丑怪，毒化民风”。现当代丧葬习俗中的娱乐因素是缺乏礼义的表现，这是周代丧礼在传承中的变异因素。出现这样的现象与时代变化有莫大的关系，周代距今两千多年，这期间传统文化几遭厄运，西方思想文化的传入，不断冲击着传统文化，礼的基本精神逐渐被人们淡忘。

        乡曲之间，每遇丧葬之事戚党宾从，纷至沓来，张筵欺接，动需巨货，即有中人之产往往苦于财力之不给，况下此者乎?

    这段文字进一步证明，丧葬中的盛宴款待是花费巨大的重要原因，尽管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呈现出衰落趋势，人们的生活条件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但是遇到丧事，亲朋好友到来，招待他们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