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跃于中国北方数千年的少数民族不可避免地与汉族或其他民族产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联系。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中，其葬俗不断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尤其是受到汉族的影响最深，并呈现出汉化的趋势。

                               苏州公墓,苏州墓园,苏州名流陵园, 

    两汉时期，匈奴是与中原王朝交往最频繁的一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频繁，从匈奴墓葬的考古资料来看，匈奴墓葬中吸纳了许多汉族的丧葬文化元素。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前面提到的匈奴人去世后大多使用木制葬具，匈奴后期木棺外层用丝织品包裹，并且棺外涂有红漆。匈奴与汉王朝经济上交往的显著表现就是互开关市，其中绢马贸易是互市的一种类型。绢马互市是中原王朝以绢帛交易边疆民族马匹的交换行为。匈奴民族以马交换汉人的丝织物，这些丝绸锦缎除了制作衣物之外，匈奴人还学习了汉人将棺停外涂漆裹绢的做法。二是匈奴晚期，匈奴人去世后，陪葬物品逐渐出现具有典型汉族文化特征的铜器和丝织品。尽管牲畜头骨、马具、箭锨、衣物等具有游牧民族特征的典型随葬物品仍然很多，但相较之前，这一时段的匈奴墓葬中随葬器物的种类越来越多，并且很多随葬物品都具有汉族丧葬文化特色。这说明在民族交往交流中，匈奴在各个方面受到了汉族的影响，在丧葬文化上逐渐吸收汉民族丧葬文化的因素，其葬俗呈现出汉化趋势。

    北魏是由鲜卑拓跋氏建立的政权，鲜卑习俗与乌桓多有相同，史载乌桓“俗贵兵死，敛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至葬日，夜聚亲旧员坐，牵犬马历位，或歌哭者，掷肉与之”。北魏太武帝时期，太保、录尚书卢鲁元去世，“东西二宫命太官日送奠，晨昏哭临，讫则备奏钟鼓伎乐”。可见，在拓跋鲜卑和北魏前期，鲜卑一直盛行着具有喜丧意味的习俗。北魏自建国以来，许多君臣已有一定的汉化意识，孝文帝亲政后，“主动进行比较彻底的汉化改革”，在其祖母冯太后改革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在语言、服饰、官制、礼乐、丧葬等方面，“大力推动鲜卑族的全面汉化”。在此氛围中，鲜卑葬俗受到了中原地区传统礼制文化的冲击和影响，鲜卑葬俗在某些方面与中原地区的葬俗靠近，禁止丧葬期间歌舞宴乐就是一个突出的方面。如鲜卑贵族元谧在其母丧期间，“听音声饮戏”，遭到御史中尉李平的弹幼;高阳王元雍建议“丧制未毕，欲罢百戏丝竹之乐”;也出现了如元朗在其居母丧时“孝行过礼，哀深孺慕，初丧一旬，水浆不入于口，苫块二期，鬓发皓然俱白”等按照儒家礼仪行事的孝行。中原汉族文化对鲜卑葬俗影响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孝文帝规定迁居洛阳的鲜卑贵族死后不得还北，“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可见孝文帝改革之前，鲜卑葬俗以本民族丧葬风格为主。改革之后，鲜卑葬俗吸收融合了汉族的丧葬元素，如鲜卑贵族沿袭了汉人沐浴洗尸的习俗，继承了汉代保存尸体的方法等。

    突厥汗国建立之后，政治版图迅速扩大，与中原王朝边地相接，而且不断与中原政权往来。因此，先进的中原文化对突厥产生了重要影响。突厥传统上流行“立石建标”的习俗，在中原文化影响之下，突厥墓地中开始出现碑刻。突厥葬俗方面的汉化，最先是从贵族开始的，这主要是由于突厥与中原王朝频繁和亲，大批汉人以和亲公主随从的身份进入突厥地区，并且长期居住于此，对突厥人产生了影响。此后，中原地区政权动荡，战争四起，大批汉人为躲避战争而纷纷涌入漠北地区，再加上有不少汉地边民在战争中被俘，他们活跃于突厥的各个阶层，将汉族的文化传播到突厥，突厥的许多葬俗也逐渐开始汉化。如突厥盛行过火葬，随着突厥与中原地区汉族交往交流的日益密切，部分突厥人改行土葬，突厥的墓葬地表由传统的与地齐平逐渐发展到起墓封堆。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就曾说过，“其俗死则焚之，今起坟墓”，“此所谓不敬鬼神也”。

    契丹在与中原地区汉族交往交流中，特别是“至阿保机，稍并服旁诸小国，而多用汉人”，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丧葬习俗上亦是如此，如家族墓地的营建、归葬先莹、用棺作为葬具等。随着民族间交往交流的不断深入及范围的不断扩大，辽朝契丹人在很多方面接受了汉族文化，宋使宋搏就认为契丹社会“大率颇慕华仪”。曾因主张“坚壁自守”使“契丹引去”而得到“诏书褒美”的皇帝近臣路振，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奉命出使契丹，归国后“撰《乘招录》以献”。路振在书中对契丹如此记载:“自与朝廷通好以来，岁选人才，尤异聪敏知文史者，以备南使，故中朝声教，皆略知梗概。至若营井邑以易部落，造馆舍以变弯庐，服冠带以却毡鑫，享厨粱以屏毛血，皆慕中国之义也。夫唯义者可以渐化，则豺虎之性，庶几可变矣。”北宋政治家韩琦的观察更为深刻，他在上疏中说:“窃以契丹宅大漠，跨辽东，据全燕数十郡之雄，东服高丽，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余年，与中原抗衡，日益昌炽。至于典章文物、饮食服玩之盛，尽习汉风，故敌气愈骄，自以为昔时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汉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处，与中国好尚之异也。”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可以看出，契丹贵族归葬先莹、厚葬、用棺作为葬具等，应是对中原地区丧葬习俗的仿效，是其“慕中国之义”“尽习汉风”的体现。

    即使西北地区的党项及其建立的西夏，其丧葬仪式也受中原地区汉族丧葬习俗的影响。史载，党项人“死则焚尸，名为火葬”。迁徙到内地之后，受汉族丧葬习俗的影响，党项人开始流行土葬。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无定河镇十里梁的一片党项拓跋家族的祖莹，其形制就和内地汉族大体一致。西夏党项王族宗室、贵族也仿效唐宋帝王陵寝制度，修建宏大富丽的陵园，实行厚葬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