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英人占领香港后，在港岛大兴土木，吸引沿海众多民众来港谋生。早期香港居民承袭华人的传统，对死亡异常忌讳，不愿有外人死在自己的家中。在1882年的殖民地医官的报告中，艾瑞斯医生(B.  C.  Ayres}谈及这样的故事:某次他被召到一名拥有15至20万元财产的华商家中看病。当时这个商人处于濒死状态，他被移到后院的藤椅上，他的朋友小心翼翼地与他保持距离，最后终于死亡。富人尚被如此对待，穷人更不待言。因此发生于1869年的广福义祠事件绝非单一事件，实系香港普遍现象。

                               苏州名流园,上海公墓

    步入19世纪末，随着中港贸易的兴盛，部分香港精英阶层变得富有起来，为表现其社会地位或夸耀其财富，越来越讲究丧事的排场。20世纪初，香港华人S.  W. Tso曾在《二十世纪的香港印象》(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 of Hongkong)一书中，对富裕华人的葬礼作出相当详尽的描写:

        在华人咽下最后一口气前，他的亲属会把他从房间移到大厅，他会在厅中穿上完整的官服，家族各房的领导会在他死后若干日在灵堂中守灵;亲友也会到灵堂向他拜祭。丝或布造的床单会覆盖在遗体上。道士会将死者的死亡时间纪录下来，计算出死者回魂及应该下葬的时间。不少迷信的华人会按照道士计算的回魂时间，在灵堂中布置盛上酒及糕点的桌子，预备迎接死者魂魄的归来。下葬前家人会请道士或僧侣在灵堂中做法事，家人也会在灵堂中为死者守夜。死者的继承人会在道士指定的时间进行“买水”仪式。

    棺木是葬礼中最昂贵的部分，通常以广西柳州所产的木材制造，通常在棺内放置小包的石灰，保持遗骸端正和防湿。盖棺时用油灰密封棺木。送葬的行列更为讲究。出殡时棺木通常由8至16人抬运，并雇用身穿白衣的中式乐队吹奏哀乐。若下葬地点距离出发地太远，出殡行列会在中途觅地短暂停留，亲友可在此焚烧金银衣纸拜祭，以作最后道别。只有直系家属才会跟随队伍到下葬地点。下葬前亲属会找风水师寻找合适的墓地，并选择吉时下葬。随后按照礼俗，子女需要为父母守孝3年，兄弟姊妹、孙(女)、外甥(女)、侄(女)等守孝1年。

    至于一般平民，通常都是向长生店购入廉价棺木，草草在市区边缘下葬，当时上环今东华医院一带地区，便是著名的乱葬岗;又或运回故乡下葬。早期香港涌现了不少同乡或同业组织，它们其中一个主要工作便是为贫困会友发放帛金、办理同乡的义山，并协助他们办理殡葬事宜。

    丧棚的修筑与夸张的送葬行列是二战前香港殡仪文化的特点，为父母举行隆重的葬礼，会被视为尽孝的表现。若父母的丧礼草草了事，势必会被邻里垢病。富户为表排场，会雇用专业哭丧的女性在灵堂内放声'hI}哭，显示出死者在世时的人望与家属对他离世的依依不舍。当时本港市区楼宇一般为2到4层，因民间认为棺木经过门外会带来不利，加上旧式房屋楼梯狭窄，难以运送棺木，因此住在2楼以上的死者家属，会雇人在露台或窗外用竹搭建丧棚，方便运入与送走灵枢。件工搬运灵枢时，会从死者头部方向向前移动(与英式葬礼从脚部方向先行的做法不同)。竹棚通常由长生店雇工搭建(20世纪50年代以后殡仪馆亦有承造丧棚)。20世纪30年代搭建丧棚工价约为每层5元，每楼高一层即加倍。按照政府规定，竹棚需于24小时内拆除。

    战前本地社会贤达出殡，是社会的大事，既能展现死者或家族的人际网络，也是夸耀财富之良机。1928年4月底，富商利希慎在中环遭枪杀。5月25日利希慎出殡，极尽排场之能事，沿途有数千人冒认是利家的工人，以图取得两元利是。送殡行列抵达一别亭辞灵时，因送别的人太多，要用警察维持秩序。纵然死者家贫，亲友也会竭力为死者筹办一场体面的丧礼，如孙中山的死敌陈炯明于1933年8月在港病逝，因“家贫几不能备棺硷，义故助之，始成丧”，陈氏遗体于1935年从香港运回故乡惠州安葬。1941年5月，富商余东漩在大埔别墅病逝，出殡行列长达1英里，皇家军乐队在出殡行列中为先导，送殡队伍由般咸道别墅出发，经路祭地点皇后大道中的余仁生药行，往西环一别亭辞灵，再运回大埔别墅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