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礼中的祭祀一般是使用牺牲的。但在南朝却有一些士人要求在自己死后用蔬食祭祀。这一现象最早出现于《宋书·江夷传》，江夷临死前，“遗命薄敛蔬奠，务存俭约。据同传，江夷“出为湘州刺史，加散骑常侍，未之职，病卒，时年四十《宋书》没有记载江夷卒时年月，据《宋书·文帝纪》江夷迁尚书右仆射是在元嘉六年，又据《资政通鉴·宋纪四》‘(元嘉八年)二月，戊午，以尚书右仆射江夷为湘州刺史。则江夷去世应在元嘉八年(431)左右，可见，早在南朝初期已经出现了丧礼祭祀中用蔬食的现象。此后宋张终遗命，祭以菜果，苇席为蠕车。南齐豫章文献王巍钊h终，召子子廉、子烙曰:‘三日施灵，唯香火、盘水、干饭、酒脯、槟榔而已。朔望菜食一盘，加以甘果，此外悉省。葬后除灵，可施吾常所乘舆扇伞。朔望时节，席地香火、盘水、酒脯、干饭、槟榔便足。张绪甚至要求灵上只“置杯水香火，不设祭。甚至到南朝中期以后，帝王也提出禁止用牺牲祭祀。永明十一年，齐武帝临死前遗令:“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他甚至将这一方式推广到全国，诏令“天下贵贱，咸同此制。未山陵前，朔望设菜食。”

                                       苏州名流园,上海公墓

    但是这一规定看来并未得到全面的施行。梁、陈时期主张死后蔬食祭祀的士人仍是作为一种特例而出现的，如萧深“卒，年五十二。遗令诸子，与妻同坟异藏，祭以蔬菜，葬日止车十乘，事存率素。刘杳“及临终，遗命敛以法服，载以露车，还葬旧墓，随得一地，容棺而已，不得设灵筵祭醚。其子遵行之。孔体源“遗令薄葬，节朔荐蔬菲而已。顾宪乙“不须常施灵筵，可止设香灯，使致哀者有凭耳。朔望祥忌，可权安小床，暂设几席，唯下素撰，勿用牲牢。蒸尝之祠，贵贱周替。备物难办，多致疏怠。祠先人自有旧典，不可有闻。自吾以下，祠止用蔬食时果，勿同于上世也。示令子孙，四时不忘其亲耳。姚察“螟目之后，不须立灵，置一小床，每日设清水，六斋日设斋食果菜，任家有无，不须别经营也。既然死后要求蔬食祭祀仍被作为一种高尚的行为来记载，正表明这种行为本身并不具有普遍性，这也表明丧礼中的祭祀作为一种社会习俗具有很大的顽固性，并不会因为某个帝王的行政命令而发生太大的变化。但另一方面，蔬食祭祀者虽然只占少数，但他们的这种行为被正统史书记载至少表明蔬食祭祀已经得到了社会的推崇，表明佛教对社会的影响已经深入到一定的层次。

    一般说来，中国人由于相信人死后，灵魂不灭，所以非常重视丧礼，所谓“事死如事生”。因此厚葬之风一直非常盛行，丧礼中的祭祀也非常丰盛。另一方面，儒家虽然重视礼，但更强调“敬”，关于祭祀，孔子就曾经说过:“虽菜羹瓜祭，必齐如也。”所以也一直有人提倡薄葬。尤其是魏晋时期薄葬之风非常盛行，南朝士人要求死后用蔬食祭祀也应受薄葬思想的影响，是节俭的一种象征。在传统中国，肉食毕竟要比蔬果更昂贵。但南朝以前薄葬的措施，主要是短葬、不封不树、减少明器，而没有涉及蔬祭，前面提到的顾宪之在为自己蔬祭寻找依据时说:

        庄周、澹台，达生者也。王孙、士安，矫俗者也。吾进不及达，退无所矫。常谓中都之制，允理惬情。衣周于身，示不违礼。棺周于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无所须。载以翰车，覆以粗布，为使人勿恶也。汉明帝天子之尊，犹祭以杆水脯(干肉)粮。范史云烈士之高，亦奠以寒水干饭。况吾卑庸之人，其可不节衷也?

    这则材料表明:第一，顾宪之对自己死后祭祀的安排明显受到薄葬思想的影响;第二，顾宪之将对汉明帝、范史云的祭祀作为薄葬的典范，而汉明帝祭祀中仍然使用肉食(脯)，范史云之“干饭”应该也包括肉脯。可见南朝丧礼中用蔬食祭祀并不完全来自中国固有的薄葬观念，而可能更多来自佛教的影响。

    上述主张死后用蔬果祭祀的人物大都与佛教有着某种因缘。江夷，据《佛祖统纪》记载曾在东晋隆安五年(401)托戴选造弥勒豫章文献王，死前曾遗令“后堂楼可安佛，供养外国二僧，余皆如旧。与汝游戏后堂船乘，吾所乘牛马，送二宫及司徒，服饰衣裘，悉为功德。而张绪也经常到佛寺听讲;齐武帝虽然有限制出家的诏书，但从个人情感角度，还是尊崇佛法的，他临死前下诏“显阳殿玉像诸佛及供养，具如别碟，可尽心礼拜供养之。应有功德事，可专在中。《南齐书·王负传》也说“上(齐武帝)晚信佛法，御膳不宰牲。刘杳“及睹释氏经教，常行慈忍。天监十七年，自居母忧，便长断腥擅，持斋蔬食。姚察曾就钟山明庆寺尚禅师受菩萨戒，是佛教居士。可以说，主要是由于佛教的影响才使这些帝王和士人主张死后蔬食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