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水仪式在出丧前一天傍晚(四点钟左右)，逝者的亲友们头戴白帽、手拿香从家里出发，顺着河水流动的方向走到埠头为逝者买水。

                       苏州名流园,上海公墓

    买水队伍最前面的是逝者的至亲，其它人跟在后面。至亲穿着孝衣，与众人不同，其中两位男子(一般是逝者的儿子或女婿)抬着扁担上的水桶，旁边是吹吹打打的道士和死人头首，沿途还有帮忙人放鞭炮、撒纸钱。到了埠头，亲友把香插在岸边。两位男子跪在岸边，先往河里扔几个硬币作为买水钱(民国时期用的是铜钱)，再用杯子往水桶里舀水，“死者有几岁就舀几下，再还要加几下，象征着死者的长寿。穿孝衣的女性亲属则跪在男子后面哭丧。毕后，家人要把舀水的碗或杯子摔破，这与报死时，亲友把碗摔破有相似的意味。但这样的礼节渐渐被村民忽视。返家时，照例是家中的男子走在前面，哭丧的女性被亲友搀扶着跟在其后。一同买水回来的亲友都在丧主家吃晚饭，逝者的媳妇或者女儿要盛好饭菜放在逝者身旁，停殡时期，一日三餐都是如此。早、晚还要给死者打好洗脸水。村民们认为此时的死者与活人的生活习惯是一样，体现了儒家事死如事生的孝文化对丧葬仪式的影响。

    买水的当天也是请道士来做道场的时候。乌村村民习惯上把做道场称做“解幽灵”，现在一般都是请四五个道士来做一天一夜的道场。“解幽灵”的那天早上，一个道士先来丧主家布置灵堂，死人头首为道士准备好需要用到的物品。10点左右，其他道士一起来起堂道，主要是敲锣打鼓，吃完中饭后正式开始。一天一夜的“解幽灵”总共要做14场:先是下午的五场，念3本书的经;晚饭过后再做九场，念5本书的经，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的凌晨。“解幽灵”期间，家属也跟在道士后面跪拜、转圈等。与死人头首用大香和蜡烛来替代小香和长明灯相似，现代人眼中缺乏人性化的仪式被改变，“其实现在大家都不愿意跪的，有几个人跟着就好了。按道理，破地狱、破血污亲人都要到的啦，都要跪。在整个道场中，村民们比较看重的是为男性死者做的“剔罪孽”或者叫“破地狱”和女性死者的“破血污”，“一天一夜下来，男人算破地狱的时候，就是解罪;女人是(道士)唱十月怀胎，慢慢从一月、二月唱到十月，他们要做出用尺子量布、用针缝的动作。

    从乌村对做道场的称谓中，我们能够看出乌村村民做道场主要是为了给死者解罪，“过去迷信思想，就是帮逝者解罪，到地狱门、三清台前求悔过，做过的坏事，让子孙来帮助逝者悔过。破地狱门，就是把逝者的罪解掉，悔过之后能够到天堂路。进地狱门里很可怜的，十八层地狱嘲“就是解罪啦，母亲肚子里十个月怎么样，生下来怎么样(道士念经)，就是给死掉的人解罪啦”、“就是把死掉的人解劫啦”“……除了解罪的目的外，在有的老人看来，“请道士来敲敲打打，热闹一点，就不会那么冷清了。还有纪念的意思，纪念一下去世的老人”’、“现在做道场没有什么，就是热闹一下。解罪，有什么罪哇”’、“就是一种活动，没什么花头，就是守守夜”’，这部分老人就纯粹将道场看作是营造热闹氛围的活动。在作者所做的访谈中，也有两位村民把劝诫视为做道场的目的:一位是年过花甲的老人，写得一手好字，中年时常被丧家请去做管事，他觉得“做道场并不是为了洗罪上天堂，那是天主教，墓督教的道理。道教主要是劝诫的意思。劝诫去世的人不要留恋这一世，继续走下去，不要回头。死去的人就相当于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但从他的话中依然可以看出存在着死后世界观念;另一位是本村的道士，他极其不赞同做道场是为了解罪的说法，“人已经死掉了，罪是解不掉的。‘破地狱’、‘破血污’只是里面的小小项目，主要是劝诫，好像佛教一样，劝人向善，也是对活着的人说的”‘。显然，他更倾向于将做道场看作是一种由信仰而引发的行为。本村的死人头首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觉得:“看不见的东西，不讲相不相信，做道场是个人的信仰，有人信佛教，就找和尚来念经。”‘本村信仰基督教的老人寥寥无几，但有很多的老人吃斋、拜佛。不过，几十年来，请和尚念经的人家也只是个位数，而做道场几乎成了“白喜事”中不可或缺的仪式。

    以前做道场并不是一天一夜，还有两天三夜、三天四夜的，有的村民说两天三夜或者时间更久的就叫“做公德”了，这是比较有钱的人家才做的。有些穷苦的人家没有钱做道场，就找一个道士来“关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乌村禁止村民做道场，一些丧家会偷偷地请一个道士，“最多找一个道士‘关灯’，热闹一下”’，也只有在村里口碑比较好的人家才敢这样做，口碑差的人家往往会被举报。那时候，请人来唱皮筒鼓8成为另一种守夜方式。文化大革命后，慢慢恢复了做道场的习俗，而且形成了较一致的做法，“我们村没什么人会做公德(请道士来做两天以上)的，别的地方的人，经济条件中等的就做公德了”，，乌村的“白喜事”基本上做一天一夜的道场。

    村民做道场的“解罪”观念在现代科学思想的宣传下渐渐瓦解，村民对做道场的看法发生了从解罪到热闹的转变，做道场成为一种反复操作的表演性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