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将目光转向国外，会发现私人化与个人选择是国外殡葬改革的常用词汇，个人意愿与自由选择是国外殡葬改革推行的重要驱动力。

                     苏州名流园,上海公墓

    村上具匡研究了葬礼的“私人化”，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操办葬礼是整个社区的共同行为，一般由丧家的亲戚和街坊邻居来主持。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发展，专门的葬仪公司开始兴起。这些专业的公司承包了葬礼，包括葬礼的司仪也由他们的员工来承担。昔日的送葬队伍没有了，亲戚和来帮忙的街坊也被客人替代，葬礼变成了私人家庭的活动。

    富尔顿(Robert L. Fulton)曾经研究过20世纪50年代的教会神职人员与殡仪馆馆长的冲突，他通过发放问卷的调查方式得出结论，认为二者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布拉德菲尔德(Cecil D. Bradfield)和迈尔斯(R. Ann Mvers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修正了这个研究。他们强调了葬礼的场所的重要性，在教堂与殡仪馆举办葬礼存在明显的不同。两者互相越权，教会指导他人葬礼如何花费，殡仪馆又企图提供精神安慰。因此，两者的冲突并非如此严重。除去两个研究之间将近三十年的间隔，也还是能看出，传统教会神职人员和殡仪馆馆长的关系至少是不那么恶劣的。

    近几十年来，澳大利亚也开始从传统的土葬向火葬转变，从宗教场所的葬礼转向更加个性化和非正式的仪式场所。雷恩斯福德(Suzanne Rainsforda)等人通过在澳大利亚农村地区的研究认为，火葬使得人们可以将骨灰洒在对人来说意义非凡的地方。墓葬偏好则反映了家族传统、与历史墓地的世代联系、以及人们对地方的归属感。丧葬安排对病人和家庭照顾者都很重要，葬礼也还是农村社区的重要仪式。本研究始于澳大利亚农村人的殡葬实践和偏好，认为个人对火葬偏好的决定因素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特别是在火葬使用增加的时代。在农村地区，土葬数量超过火葬，教堂葬礼仍然是常见做法，火葬与传统丧葬仪式共存。

    这些国家的殡葬改革可以说是自由选择的结果，无论是选择在殡仪馆举办葬礼，还是选择传统教堂举办葬礼，个人的自由选择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将葬礼交由专业殡葬公司还是邻里关系较好的社区，也是个人追求个性化时的一种选择。但是，我国的殡葬改革并非如此，个人选择在强大的行政力量面前几乎无能为力。

    与国内其他地区的殡葬改革以及国外的殡葬改革相比，大理地区的殡葬改革有其特殊性。首先，大理地区白族群众和汉族一样，存在孝与仁的观念;其次，大理地区历史上又的确存在火葬历史。可以说，在白族地区的丧葬变革史中，在土葬与火葬间游离摇摆就是一个常态。正如前文所梳理的那样，大理地区以及白族居住地曾存在过大量火葬墓。因此，大理地区殡葬改革的究竟更难还是更容易，也很值得我们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