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近代公墓是伴随着租界的设置而出现的。1844年，在英领事主持下，英国侨民购置土地，筹建公墓，用以安葬无法回国的死亡侨民，后称山东路公墓穿时人称之为外国坟山，这是外人在上海建立的首座公墓，也是上海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公墓。公墓收葬客死上海的各国侨民，并不仅限于英人;1859年，西人团体又集资建立了浦东公墓;1866年，工部局将两处公墓收归管理。此后，随着租界的扩大和外侨人数的增加，外人建立的公墓也逐渐增多。清末民初，外国人在上海设立的公墓己有10余处。这些公墓在最初的几十年里，并未引起太大的关注，人们出于新奇来观察和描述它们，但毕竟是与己无关的事物。两首竹枝词表达了时人对外国公墓的最初印象:“缭垣围住树黄昏，马贯封来土作门，知是天堂还地狱，一杯谁拜旅人魂”。“丛树阴森外国坟，旅魂应自枪离摹。东来竟不西归去，梦断乡关万里云。”两首词情态有异，却共同反映出一个现实:外国公墓树木繁多，“缭垣围住树黄昏”和“丛树阴森”都是此意，不同的是，前者是一种略带欣赏的褒义，并认为外国坟“甚为精洁”;后者则稍显怖态和凄凉。此外，两首词还不约而同的表达了对旅沪西人安葬异乡的感慨，这是国人以己落叶归根之情叹西人之境了。黄世权在《淞南梦影录》中，对西人公墓有过直接的描述:“外国坟在三马路直街，西人之客死沪上者，丛葬于此。绿树荫浓，不见天日，虽曰义家，亦一清净世界也。西例，饰终之礼俱从简略，棺制甚小，亦有以铅为者。既葬，即平其土，不封不树，惟立一小石褐，书其生平事迹而已。”可见，当时上海文人对西人公墓的印象是，环境清洁，绿树成荫，且丧事简略。然而，这些描述多出自文人雅客之笔，不能代表一般民众对西人丧葬的理解。

                         苏州名流园,上海公墓

    华洋杂处以后，虽然租界内华人与西人生活在同一区域内，但下层百姓与西人接触无多，对其死亡更是知之甚少。1882年，《申报》载民众围观西人硷孩:“西洋人住宅门前停有马车一乘，东洋车数乘，观者如堵。西妇因人拥挤，怒将屋内花盆抛出，众始惊散。闻该西人夫妇因一幼子痘荡，甚为悲戚，继将棺木异出，尸己在棺，而尚未掩盖。死孩约三四岁，头上插满鲜花，手中置照相二纸闻即伊父母之小影，亦不忍分离之意也。后将盖掩上，装入马车，其父送之往八仙桥而去。”西人入硷，本就是街头少见的一景，难怪上海民众要当街围观了，报纸还予以报道。如果说西人殡葬过程一般华人难得接触，那么公墓作为殡葬的实体建筑，当是人人可以观之感受之的，并且它早已进入了上海的城市空间。但事实却并非如此。首先，公墓不是景观，在国人的理解中，公墓与丛葬地无异，若无亲人在此安葬，是没有人会主动去的;且西方人所办的公墓与上海的城市面积相比，数量和规模毕竟有限，很难引起注意。其次，外国公墓也并非想进就能进的。从1918年《东方杂志》刊载的《上海工部局公墓章程摘要》中可以发现，只有“上等华人，可听其入内”。换言之，一般平民是无法随意进入外国公墓的。因而，公墓虽早己出现在上海，但在20世纪以前，它却未曾真正进入人们的视野里，而只是少数文人笔端流露出的对异国事物的观感和认知，未曾与华人的社会生活发生太多的联系。直至20世纪以后，公墓才因上海社会的实际需要，被人们拉回视野，重新认识。

    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后，人口就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到20世纪一、二十年代，这种增长更是达到了顶峰。据统计，从1853年到1910年，上海人口从54万增长到129万，近六十年增长了75万，平均每年增加1.3万;而1910年至1915年间，人口从129万增加到超过200万，仅仅五年就增加了70万，平均每年增加14万。如此高速度的人口增加，带来的必然是死亡人数的相应上升，对墓地的需求也随之激增，从而给本就寸土寸金的上海城市空间造成了更大的压力。一方面，随着租界的设立与扩张，城市的建设和扩展，许多往昔的荒郊野家变成了繁华之地，旧有的安葬格局被打乱。一首竹枝词曰:“胜地从前数北邝，每闻父老话沧桑。即今马水车龙地，曾是青磷白骨场”，形象地表达了城市与墓地的交替过程。另一方面，城市工商业发展所吸引的大批移民，死后大多无力回籍安葬，也不得不挤占活人的空间。而上海一市三治的城市格局无疑增添了问题的复杂性，城市的开发和建设没有统一规划，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只负责界内外国居民的安葬;华界官方这一时期也正忙于应付各种涉外政治、贸易、租界扩张等问题，对墓地的整治更是力不从心，少暇顾及;何况墓地问题自古以来也只是政府主要职能之外的一项仁政，并非必要。因此，中国近代的葬地变革最早不是由官方引领，而是社会自发的觉醒。1920年左右，有一小部分人开始寻求坟墓改良之策，并自然将早已嵌入上海的西方公墓作为参照。

    1915年，《申报》登载了该报记者周游美国的见闻，以介绍“共和先进国社会之概况”，其中对墓地有一段表述:“葬地则有公墓，画地若干，居民有欲莹葬者，分购之，其大有限制，不得恃其财力多占公地。春秋节日，亲属供献香花，表其纪念，则犹夫人之情也，近来稍稍有行火葬者。”作者将公墓作为先进社会制度的一种，提到其墓穴大小有限制，并有火葬。说明人们对公墓的关注，从绿树成荫、环境整洁、丧事简略等浅层次的感性认识，更深一步到营葬的规则和习俗层面。1917年，《申报》又连载详细介绍菲律宾的文章，认为菲律宾“为勇于改进之一少年，其与吾国关系，不惟其人民血统之混和，且其国体相等壤地密接”，于我国发展有参照意义，菲律宾之丧葬，“人既死即葬，旧时亦有公墓，今政府于各市规定地点令丛葬之”，政府划定丛葬地点，管理人民埋葬，这与传统中国政府所设的义地有本质区别:义地只收葬无主尸棺或贫无葬者，是政府出于道义的一种抚恤;而菲律宾政府是将公墓作为一种管理职能，其所划墓地面向所有民众。此外，作者还在文末感慨“余游马尼拉市之北邝，碧草如茵，绿荫匝地，极幽寂苍凉之致，所谓公墓也”。环境优美，是国人初见外国墓地时最常发出的感叹，而在中国，一般的义家或丛葬地，是极难看到如此景致的。

    1917年12月，枪父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墓地》一文，首次公开提出在我国建设公共墓地，并效仿上海西人公墓的经营之法。文章开头指出，坟墓己占中国农地5%至20%，长此以往，则“中华全国，将变为坟墓”，而“改良之法，以设立公共墓地为最善。……经营墓地之法，不可不参观欧人在上海(徐家汇路)所设之墓地，乔木森森，丰碑列列，风致之佳，较之我国植望柱，列翁仲者，有过之无不及。并认为应将公墓与国民学校、救火会、修理道路桥梁、防疫防盗一起，列入地方自治团体之主要事务中去，将公墓作为社会改良之一端。西方公墓的存在，为中国的墓地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参照。不久后，枪父又发表《死之哲学》，将中西的死亡观念进行对比，认为中西死亡观念之差决定了二者的发展。西方人将死视作乐事和解脱，强调不自由毋宁死，因而活着必须积极发展;而中国人则将死视作畏途，“好死不如恶活”，故隐忍苟活。枪父认为，能否从根本上改变死亡观念，决定了中国是否能走上西方自由发展之道路。可知，国人对西方丧葬文化的感知己从葬地形制层面深入到观念层面，甚至从死亡观念入手寻求救国途径，近代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充满了时人建设新国家新社会的探索和期望。

    这一时期，“公墓”一词的含义也悄然转变。前面提到，“公墓”在中国，最早是西周时以天子为中心的贵族墓地，后来贵族墓地演变为帝陵，公墓作为实体已不复存在，但检索中国基本古籍数据库和《申报》数据库可知，“公墓”仍是对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的墓地的尊称，前面多加姓氏或名号，“**公墓”，即*禾公之墓。在外国公墓进入上海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习惯称其为外国坟，而非公墓。1915年，《申报》上出现一则报道海关洋员逝世的消息，称其葬于“泥城外西人公墓”，此后，近代意义上的“公墓”在报刊上逐渐多了起来。

    1920-1924年间，报刊上出现了若干篇探讨公墓的文章，掀起了一阵并不猛烈却也余波不断的倡议公墓潮流，成为随后国家主导殡葬改革的先声。这些文章多主张建立公墓以取代传统的散葬，并讨论了建立公墓的原因、方法和好处。公墓的首倡者们认为，创办公墓的首要目的，在于节约土地，以利生产一。“吾国葬地，漫无限制，大者一墓数亩，少亦数分，致可耕种之田野，悉为坟墓所占，不能生利。”中人以上之家，往往一人之葬占地至数亩，就江苏全省三千八百万人，每年死亡率以百分之一计，每人葬地平均至少以一丈见方计，则由生产之地变为不生产之地者己六千亩有奇。”东南地区人口繁庶，用地紧张，散乱的坟墓更是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其次，风水之说和丧葬靡费，令很多人不堪其苦。“停丧不葬，历久而棺毁骸露，甚或失其所在者，往往而有。幸而有地……须耗几许金钱，须竭几多心力，中等以下之人家，谈及葬事，恒有难色。”如若倡行公墓，以上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公墓者，对于私墓而言，将私有之坟墓，归并于一地者之谓也”。在国人看来，外国公墓与传统墓地的最大区别，在于其共同营葬，原则上不分贫富贵贱，“死了的葬到一块地方去，像上海外国人的坟山一般，那末几十个坟可以并做一个了”。统一安葬，共同管理，墓穴大小一定，因而避免了土地的浪费，且不必耗钱耗时来寻址和建设，对于破除风水学说和减轻丧葬靡费都有好处，又便于祭扫和维护。此时，一些同乡会筹建的墓地也开始称公墓而非义冢，如东公所就曾明确表态:“购地作义家，不如作为公墓，贫富一律办理，众皆赞成。”

    由此，到20世纪20年代，公墓已然成为开明人士眼中最为进步的一种埋葬方式。但如何能将这种讨论变为现实?时局动荡中的政府是给不了答案的。清末民初的上海社会，一位地产商人，率先创办了一所初具现代公墓形制的墓园，在论者们大谈公墓设想之时，他的墓园己经建成并开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