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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郭于华，1992: 88-90)。在乌村，风水信仰相当流行。 有的逝者没有做寿坟，管事’要去请本村的相地先生先给逝者挑选墓地的位置，选好后村里的小工再动工做坟墓。相地先生拿着罗盘到指定的地块看风水，挑选墓地和坟墓朝向，“每一年好的方向都是不一样的，今年(2016)是东西大利，整个局面来说呢，朝南的方向是不利的。那顶好是根据我们的阳基来做，东南方向最好……建屋子也好，造坟也好，要根据那年利不利的，不利也不好做的。建屋子还可以等一年再做，人既然过碑了，这个方向不好，就另外找个位置放”’。坟墓建在公墓里的，已经有固定的朝向，相地先生就不用亲自来看风水了，只需把方位告诉他。...
刚去世的人，身体还是软的，死人头首，或者逝者的子女马上给逝者换上寿衣，再用白布包裹尸体‘死人头首把准备好的包裹放在门口烧掉，人们以为人死后要搬家，带上包裹的死者将出行(何彬，1995: 91)。穿衣服的同时，帮忙人3把灵桌9准备妥当。...
在20世纪40至60年代初期，香港不少非本地出生的居民仍然抱有传统“原籍归葬”的观念，仅视香港为谋生或避乱的暂居地，盼望死后能被运回家乡安葬，故此便有殡葬业者专门经营运枢回乡的服务。在1959年出版的《香港年鉴》中，刊有一家名为“香港陈洪记运枢专家”的广告，内文谓“本号创办四十余年，专理灵枢骨殖起运回乡(并由内地起运回港亦可)，保证手续妥当”，服务地区包括“广东各乡，及天津、京沪、杭、宁一带等地。但由于1949年后中港边境封闭，不易把先人遗骸运回家乡安葬;部分人也因政治因素而不愿返回内地，战后不少家庭举家来港，华人素来重视死后能得到子孙的定时祭祀，担心身故后若迁回故乡下葬，后人因各种因素，未必会按时回乡拜祭“原籍归葬”的风气也开始逐渐消失。...
1841年英人占领香港后，在港岛大兴土木，吸引沿海众多民众来港谋生。早期香港居民承袭华人的传统，对死亡异常忌讳，不愿有外人死在自己的家中。在1882年的殖民地医官的报告中，艾瑞斯医生(B. C. Ayres}谈及这样的故事:某次他被召到一名拥有15至20万元财产的华商家中看病。当时这个商人处于濒死状态，他被移到后院的藤椅上，他的朋友小心翼翼地与他保持距离，最后终于死亡。富人尚被如此对待，穷人更不待言。因此发生于1869年的广福义祠事件绝非单一事件，实系香港普遍现象。...
丧事由毕摩主持，从报丧到出殡，要吟诵《笃慕鲁细则》、《阿梭黑》、《则依则夺书》、《指路》,《招魂书》等祭祀经文，要请吹鼓手，花鼓队。吹鼓手在灵堂内吹奏民间哀乐，表示对死者哀悼;花鼓队则在门外打鼓跳舞，以示驱邪祛灾，让死者安心归祖上路。祭祀经文内容主要是驱鬼祛灾，歌颂死者生前功德，死后到阴间(祖界)道路艰难，须把尖刀草踩开，毕摩给死者指路，使死魂灵得以归祖。彝族认为，人有三魂，死时其一进阴间(归祖);其二守墓;其三回到阳间家里，照顾家庭，到家人烧香、烧纸时才能见面。...
风水知识进入江南，发展出平洋寻龙、水局、水龙等理论，适应了江南的自然环境，从而为人们在迁葬选择中，提供了相应的指导。 ...
明末清初的风水大家蒋大鸿(1620-1714 )更是直接以水为龙，写作《水龙经》。在序言中，他提到辑注该书的原因，即后世堪舆家们，仅知山龙，而不知水亦为龙，即便某些人高谈水法，都是以山为体，以水为用，致使“平阳水局之地，置水龙之真机，而附为山龙之妄说”。虽然前代己有不少地理家提出平洋水龙的重要性，却鲜有专书，探究水的裁制格法，从而在运用时不得要领。《水龙经》并非蒋大鸿凭空捏造之书，而是有其来历，据他所言，初得师传，便知晓存在水龙之法，后访求古今成迹，得元末幕讲禅师所作《玉镜真经》、《千里眼》诸书，后又得《水龙经》数篇，方知平洋龙法，也是有据可循的，只不过长期隐匿未显。...
《地理参赞玄机仙婆集》结合江南内部环境论述了寻龙差异。嘉靖四十年(1561 ) ,大学士吕本(1503-1587)遭逢母丧，朝廷特遣使者祭葬，依靠浮梁金达及其门人张鸣凤的帮助，成功在浙东慈溪的龙山找到吉地安葬。其时，朝廷特命集合堪舆之家，陈述正确学理，遂由金达和张鸣凤，集形势、理气各家风水之说，删其讹误背理之言，于万历年间成书。...
徐乾学认为心丧“实专为无服而恩重者设。非概施于有服之人。盖以外既有服，则内之哀戚所不必言。故凡有服者皆无心丧之制也”。从孔门弟子首创师丧之礼的例子来看，心丧的确是为无服而恩重者设。但是从前文所举汉代及以后为亲实行心丧的史例来看，为亲人服心丧的大多是有服的，晋代以后，为亲人服心丧已经成为制度，自不待言。故心丧与正式丧服的关系可分为有服之心丧和无服之心丧两类。...
根据宋武帝永初元年(420)黄门侍郎王准之的议论，晋初朝采取王肃的理论定三年丧期为25月 (1392-393 )晋朝的心丧三年之礼同正服三年丧礼的丧期是一致的。刘宋庚蔚之云:“按晋制，宁假二十五月，是终其心丧耳。到了南朝时期，心丧三年的丧期经过了几次变动。刘宋文帝时，“元嘉立义，心丧以二十五月为限。宋武帝孝建年间，三年心丧又恢复了27月，而且有谭祭:“孝建二年二月，其月末，诸公主心制终，则应从吉。于时犹心谭素衣，二十七月乃除。到大明年间，心丧谭祭被取消，三年丧期又恢复为27月，南齐和陈朝亦沿用此制。...
臣为君服包括大臣为皇帝服丧和王国官吏为故主服丧。丁潭被琅邪王司马哀任命为郎中令，不久司马哀亮。丁潭上疏求行终丧礼，经过讨论，“诏使除服，心丧三年”此为故主服心丧。皇帝服丧期间，大臣也要随行心丧。傅咸为李含辩解的上表中称:“圣上谅篙，哀声不辍，股胧近侍，犹宜心丧，不宜便行婚娶欢乐之事，而莫云者，岂不以大制不可而曲邪畔...
中国人对丧葬礼俗尤为注重，围绕死亡产生的一系列仪式行为，可谓传统礼俗中程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文化行为。如果将丧葬仪式视为一幕社会剧，在整个“剧”的展演中，不仅有演员和观众，还有导演和剧本。参与仪式的人员，无论是死者的亲属，还是主持丧葬仪式的神职人员，均在固定的“剧本”内展演，他们虽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剧本”中所规定的程式有所增减，但却不能自行其是地改变仪式剧本的结构。当然，仪式的构成不仅是不同人员在固定“剧本”中完成展演，还包括诸多其他因素。Ronald L. Urimes对仪式的构成元素有如下观点:仪式行为(ritual action)、仪式演员(ritual actor)、仪式场所(ritual place)、仪式时间(ritualtime)、仪式对象(Ritual object)、仪式语言(ritual language)、仪式结构和过程(ritual structure and process)等。笔者认为，该分类有助于对仪式过程的整体把握，仪式时空有别于世俗时空，这在米尔恰·伊利亚德的论述中己有充分体现。而仪式中的行为则如上面所言，乃是“规定动作”。“仪式结构和过程”主要着眼于仪式的功能和意义，“仪式的语言”即“音声”，则是构成仪式神圣之维不可或缺的元素。在巴蜀汉族丧葬仪式中，音声几乎贯穿仪式的每一个环节，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没有音声，仪式本身便无法完成。...
南戏中虽然对于丧礼习俗的描写片段不多，但通过《荆钗记》中土母在江边祭奠钱玉莲、王十朋请道士为亡妻做水陆道场等场面，可以管窥出人们对于丧礼的态度，即事死如事生。活着的人对待逝者如同他还活着时一样，并不因为逝者走了而无视他们或改变生前对他们的态度。相反，亲人们通过一系列的丧葬仪式表达对逝者的无限哀悼和怀念。张氏在江边痛哭儿媳，边哭边倾诉玉莲的不幸，如同她还能听到自己的倾诉一样;王十朋请道士超度妻子，也是相信通过超度后妻子的灵魂能顺利升天或早日投胎。...
四大南戏的丧礼习俗反映了宋元时期汉人的祭祀习俗和灵魂不灭的观念。在祭奠冤魂戏曲中，对于那些冤死的鬼魂，要举行祭奠、招魂等仪式。...
据《通典》卷四十一《凶礼三》“诸侯之大夫为天子服议”条记载，在石渠阁会议上，有人问:“诸侯之大夫为天子、大夫之臣为国君服何?”对此问题，戴圣认为:...
由上述内容可见，戴德有关丧服的论述，是比较丰富而全面的。从天子、诸侯、公、卿、大夫到十;从斩衰、齐衰到大功、小功、绍麻;从长荡、中疡、下疡到无服之荡;还涉及到朋友相互为服和相吊之礼，以及天子吊诸侯、卿、大夫、士之丧和诸侯、卿、大夫、士相吊相服的锡衰、疑衰等。这些内容都补充了先秦礼文献的不足，对当时和后世的礼制建设都都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影响概括起来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戴德的吊服观。根据先秦礼文献记载，吊丧者的政治地位不同、吊丧的时间不同，吊丧者所穿的吊服也不一样。《通典》卷八十三《凶礼五》“天子诸侯大夫士吊哭议”条，记载了戴德的吊服观点。他认为:君吊于卿大夫，“锡衰以居，不听乐。”君吊于士，“皆服弃续疑衰。”君吊臣，则“疑衰，素弃加续”。而丧家之主人当于明日，“衰f}拜谢于朝”。如果君派遣使者临吊，则应当“服疑衰，素裳素冠”。如果诸侯会遇相吊，则“锡衰，皮弃加续，不举”。诸侯吊于寄公也穿锡衰之服。诸侯相吊，所穿吊服与国大夫相吊同，都是“锡衰，十五升抽其半，素冠加续”。当同国之大夫命妇互相吊时，穿的服饰为“锡衰素总加麻”。同国之士相吊，则“为朝服加续”。而士之妻相互吊的服饰，“亦如之，朝服不壁”。他认为，朋友吊服有续，续的大小“与细麻续同，素冠素带，既葬而除”。若都在他国，则著“袒免”之服。这里所说的朋友相互吊丧所穿的首续与腰续与“绍麻续同”，是因为朋友之间，有志同道合的恩义，故当服绍麻三月，即戴德所说的“以朋友有同道之恩，加麻三月”。...
1964年，“四人帮”在“破四旧”的名义下，组织策划了一场全国性冲击宗教和消灭宗教的群众运动，公开禁止公民的宗教信仰。与此同时，把坚持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党的统战部门和政府宗教工作部门都说成是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宗教的保护伞，并勒令撤销了相关宗教工作部门。“文革时期”“破四旧”的口号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响彻全国，无数传统民间仪式与文化典籍在抄家、打人、砸物等暴力手段之下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许多民间仪式在社会运动的冲击下被迫隐秘化或者中断。传统的丧葬礼在这一时期被当作封建迷信遭到明令禁止。...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始对贫穷落后、破败不堪的旧中国进行全面改造，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经济体系与文化体系。经过分田到户、生产小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单个的农民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并逐步实现以“工分制”为分配依据的按劳分配方式。文化改造亦同时进行，其任务是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旧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主要内容是改造思想、改造教育、发展繁荣文学艺术、重塑社会风尚。为了提高群众的觉悟，各地充分利用墙报、广播、文化站、剧团、民间艺人、幻灯放映队、电影院、报纸等一切宣传力量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先进文化。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到陋俗文化的改造中来。但是此时丧礼并没有被划为陋俗之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贯彻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到1956年，毛泽东在对土葬方法的害处进行了揭露，在同年的一次中共中央会议上，与会的中央领导人带头签名提倡火葬，由此拉开了我国殡葬改革的序幕。在这期间，村干部开始以国家的名义向丧家赠送花圈。受到新思想启迪的农民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传统上漫长与繁琐的礼仪，与此同时劳动积极性的提高令个体减少了参与丧礼的时间。...
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开始，人们即开始对死者的尸体进行有意识的埋葬。原始人认为人死后灵魂仍然存在，灵魂的力量是无穷的，因此必须善待死者的尸体以取悦灵魂，防止恶灵祸害人间。灵魂以及灵魂不死观念的出现引发了原始人以安置灵魂为目的，以处理尸体为手段的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