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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同民俗文化的族群来说,“养生送死”这些人生重要过程的表达方式各不相同,其中“送死”的丧葬仪式所呈现的民俗文化形态自然也有所差异。殊途同归,差异再大,“送死”的最终表现目的是一致的,送别逝者,祈祷逝者在阴间多多保佑生者。各个族群的丧葬仪式的举行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在世的生者无论是从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能够越过越好。...
随着社会变化宗教观念也在发展,现在的宗教仪式变得更隆重,其活动也日益复杂繁琐,就需要有技术才能和特异精神素质的专门人才来做祭司和巫师。这些人被视作能通精灵和控制魔力的特殊人群。彝族的毕摩既是宗教观念的宣传者和解释者,又是宗教仪式的组织者和主持者,因而是宗教的代表人物。在猫街红彝族原始宗教信仰中,毕摩扮演的角色很特别,其对丧葬仪式的影响很大,就红彝族的丧葬其全过程己经被宗教化、神秘化,从净尸、献牲、做灵安灵、哭灵、指路、做斋超度等,都是围绕“让祖灵安息”而展开。...
宗教行为就是信仰者的外在活动,是宗教观念和宗教感情的直接表现。当人们把异己的表象为超人间超自然的力量时就对异己力量有了敬畏感和依赖感,就尊敬、畏惧、祈求等则表现为相应的崇拜活动。而丧葬的仪式是宗教的实践,唯有通过仪式活动才能体现宗教信仰对个人和社会所产生的相关作用。就武定红彝原始宗教,其丧葬仪式深深的扎根于社会生活。丧葬仪式就是特定的宗教实践,丧葬礼仪与其他思想意识一样,其产生与发展也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的变化,这些都有社会经济基础来决定的。人类学和考古学资料表明:丧葬礼俗绝对不是人类一诞生就存在,而是到了“当人类的思维能力有了提高”,如此复杂的丧葬礼俗便就萌芽诞生了。...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文字文本是记录和解读人类文化的主要载体。随着人类学的发展,对人类文化的解读视角趋于多元化,列如服饰、建筑空间、仪式、语言、制度等物质和非物质的视角。与此相对应的是文字文本的退热,“文字书写作为一种被高度权力化了的表述方式已经受到高度质疑。”...
佛教是一种外来宗教,但是自外传入中国本土以来,就开启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序幕。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吸收儒释思想。佛道二教互相吸收和借鉴,是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们对中国汉民族丧葬的影响具有重叠或者同质化的特点。...
儒家非常重视仪礼,儒家文化常常被称为礼文化,认为仪礼是人之所以安身立命的基础。《礼记·冠义》有云:“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丧礼是关乎生死的人生礼仪,儒家许多经典表达了对丧亡的看法,并对丧事进行了规范和诠释。...
丧礼制度对于哀戚之情的另一个要求就是“节哀顺变”。《礼记·檀弓下》曰:“丧礼,哀戚之至也,节哀,顺变也,君子念始之者也。”在举行丧礼时,孝子既要通过一系列仪式动作尽情宣泄自己的丧亲之痛,表达对逝者的哀思之情,但又不可因此“毁瘩为病”、“以死伤生”,还需考虑父母之期盼与生活之责任,做到“致乎哀而止”。...
“孝子之丧亲也,哭不依,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孝经·丧亲章》)意思是孝子在丧亲之后,穿漂亮服不会感到心安,食佳肴不会觉得味美,听音乐而不会感到快乐,因为他的内心充满着哀痛之情。在丧礼中,为了表达孝子的哀戚之情,在衣、食、住、行、容等方面都有着严格的规定。...
“孝子亲死,悲哀志慈,故甸旬而哭之,若将复生然,安可得夺而敛之也。”哭泣与眼泪作为孝子表达哀伤的最直观方式,是丧礼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活动。在Z村的丧礼仪式中,哭丧贯穿于整个丧礼始终,包括小硷、吊唁、超度、送殡等诸多仪式都有着哭丧的要求。...
李宏峰《汉代丧仪音乐中礼、俗关系的演变与发展》(2004),通过对两汉不同阶段丧葬仪式音乐中礼、俗关系的考察,叙述了中国丧仪音乐礼俗在汉代形成、演变、发展的历史,对其中涉及的乐种类型及汉代丧仪音乐的形态成因、仪式功能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此类论文有齐现《徽州乡村祠堂礼俗音乐—古筑村和彭龙村的个案调查与研究》(2001)、田耀农《陕北礼俗音乐的调查与研究》(2002)、陆栋梁《桂东北灌阳县上乡丧葬音乐研究》(2004)、李卫《鲁西南郸城县王家乐班的民族音乐学追踪》(2006)、谢秀敏《豫中鼓吹乐在丧葬礼俗中的流变与传承—禹州地区吹打班调查与研究》(2007)、李刚《庆阳婚丧唤呐音乐与文化研究》(2009)等。...
谭达先在《哭丧歌源流考略》中,对“哭丧歌”的起源、演变过程作了历史性的探索。“哭丧歌”不仅是我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上一种特殊民歌,也是中国仪式音乐的历史印证。吴承学在《汉魏六朝挽歌考论》(2002)中,将“挽歌”的形态、文体规范给予了评述。并且指出“自东汉以后出现以挽歌为乐的奇异现象,反映出当时人们的特殊心态与审美风尚”。...
在古代社会,凶礼作为五礼之一,其最重要的内容便是丧礼,孔子也极为强调丧礼,主张对父母“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丧礼作为最具典型性的民间礼俗活动,虽也发生不少演变,但在中国大部分古代礼仪己经丧失的情况下,丧礼应属现如今保存较为完备的一种礼仪。...
国家仪式用乐和非仪式用乐与民间礼俗又一次大交融的时间出现在民国时期,后经五四运动,再到新中国成立,城市的非仪式用乐需求量激增,各类用乐人进入民间社会。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市场的需求使得大量班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不仅在城市当中,更向县域拓展,成为说唱和戏曲在民间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中国乡土社会大多由稳定的血缘关系构成,这也为我国的礼乐文化能够被民间礼俗所改造、发展提供了契机。国家仪式用乐较为“纯粹”,而民间礼俗则有“俗化”取向,所以发展而来的乐曲既有从历史大传统中接衍,又因地制宜有所创新。...
时至明清时期,丧礼中的礼乐制度趋于稳定,大体上沿袭了汉代后“隆丧厚葬”的风气和“以乐为哀”的表现,但也产生了部分变化,礼乐思想在丧葬礼仪制度呈现出“礼乐相和”的局面。...
远古人类的灵魂不灭的思想意识对丧葬礼俗的影响是巨大的。相信灵魂的存在,人们便希望透过针对灵魂的一系列的行为来使灵魂回归肉体,使生命得以存续,所以首先为死者招魂便是极为重要的。在经过历代发展演变以后,为死者招魂的行为成为丧葬礼仪中的重要环节。...
在前两章中,我们从横向上探究追溯了丧葬礼的起源,它是原始宗教的产物,与人类社会早期的多种意识形态息息相关,在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影响之下产生;又从纵向上梳理了上古至周时期丧葬礼俗的发展变化,其随着朝代的更新演变,不断丰富发展,对个体生命、宗族甚至整个人类社会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宗族血缘关系的纽带,巩固了人伦情感关系,传输道德意识并强化了等级关系,可以说丧葬礼俗有其独有的价值,成为人生礼俗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丧葬礼俗发展到周代己然蔚为大观、颇具体制,可以说周代是丧葬礼俗的一个重要分界点。所以在本章选取周代作为丧葬礼俗研究的重点,具体解析周代丧葬礼仪礼仪流程。...
这一时期,周代人继承了远古人类的灵魂不灭的信仰,同夏商时代一样普遍认同灵魂观念,《礼记·表记》中说“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但随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周代开始重民轻天,与殷商时期崇尚鬼神的思想己经有所区别,甚至到春秋战国时期,己出现了一些比较理性的观念,出现了一些理性文化。甚至孔子都发出“从周”的感叹。虽然少数思想家对死后存在灵魂的这种信仰提出了质疑,但从周代的很多典籍中可以看出这种理性思考始终不占主流,而居于主导地位的鬼神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是周代厚葬隆丧的重要原因。...
秦国早期国君(公)陵园的分布带有商周时期“集中公墓制”的烙印。如春秋中期的雍城陵区,发现49座大墓,根据形制、布局和隆壕设施分成基本坐西向东的14座陵园。这些陵园的典型特征是整个陵区外部以隆壕为界标和防护设施,内部以中、内壕沟分隔成相对独立的区域(陵园),具有明显的公墓制特征。至战国中晚期的咸阳原陵区和秦东陵(芷阳陵区),其陵园建制开始出现分散迹象和以一个国君为中心的陵墓。如咸阳原陵区的战国秦王陵(秦惠文王、悼武王)的陵园,二者相距3800 m ,且各自有独立的陵园兆沟(垣墙)「习;秦东陵发现并勘探出4座陵园(共发现“亚”字形墓3座、“中”字形墓2座、“甲”字形墓5座),各自以人工壕沟和天然冲(河)沟环绕,形成独立陵园,陵园之间间隔距离为1500-2500m。其中的I号陵园由出土文物及其文字记载证实为秦昭襄王及其(唐)后陵等。...
提升殡葬服务制度的社会心理治疗功能是实现人文殡葬的重要路径。第一,加强殡葬人力资源建设。积极推进殡葬服务职工岗位资格认证工作,大幅增加殡葬社会工作师数量,确保殡葬服务工作质量。建立定期培训机制,不定期进行业务交流,不断提高殡葬服务人员的素质,持续减少乃至消除遗体接运、遗体保存、遗体告别服务、遗体火化、葬礼背景音乐、骨灰交接与安置中的差错事故。...